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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

（618年－907年）

　　唐朝建国后，继续完善三省六部、科举、均田制及租庸调等制度，社会迅速发展。唐太宗时，出现“贞观之治”。此后政坛风云多变，并产生武则天改唐建周的历史。开元时期，唐朝国势登峰造极。安史之乱后，一方面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同时又出现宦官专权与官僚势力激烈斗争的现象，逐渐削弱了唐帝国统治。黄巢农民大起义涌现后，唐朝很快走向灭亡。

　　唐朝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粮食亩产量增加；手工业水平提高，产品更为丰富、精良；商业规模扩大，南北经济交流密切，并产生柜坊、飞钱。同时，出现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唐朝加强了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遂作为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屹立于世界之林。唐朝时期，文化异常灿烂夺目，宗教思想、文学艺术、史学、科学技术等等领域成果辉煌，造就出李白、杜甫、玄奘、刘知几、僧一行及孙思邈等等杰出人物。另外，社会风气开放，民间生活多姿多彩，都使得唐朝呈现出高度的文明气象。

唐高祖李渊

（566～635）

　　唐代开国皇帝。字叔德。先世本为赵郡（今河北赵县）李氏。祖父李虎，西魏时官至太尉。父李柄，北周时历官御史大夫、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母为隋文帝独孤皇后姐，故特见亲重。隋炀帝即位后，李渊任荥阳（今河南郑州）、楼烦（今山西静乐）二郡太守。后被召为殿内少监，迁卫尉少卿。大业十一年（615），拜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十三年，拜太原留守。当时，隋末农民起义遍布全国。李渊自知无力镇压农民起义，又深晓炀帝猜忌嗜杀，政局动乱，难于自保，便与次子李世民在大业十三年五月起事，并从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召回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李渊起兵后，一面遣刘文静出使突厥，请求始毕可汗派兵马相助，一面召募军队，并于七月率师南下。此时瓦岗军在李密领导下与困守洛阳的王世充激战方酣，李渊乘隙进取关中。

　　十一月攻拔长安，在关中站稳了脚跟。李渊入长安后，立炀帝孙代王侑为天子（恭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又以杨侑名义自加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综理万机。次年（618）五月，李渊称帝，改国号唐，定都长安。不久唐统一了全国。李渊在位时期，依据隋文帝旧制，重新建立中央及地方行政制度，又修定律令格式，颁布均田制及租庸调制，重建府兵制，为唐代的职官、刑律、兵制、土地及课役等制度奠定了基础。武德年间，统治集团内部充满了复杂的斗争。裴寂和刘文静都是太原起兵时的佐命元从，裴寂深得唐高祖的宠信；刘文静为秦王世民的心腹，自以才略功勋居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李渊借故杀了刘文静。秦王世民自认为在唐王朝建立的过程中，他的功业超过太子李建成，但因是次子无法继承皇位；太子建成亦深知世民是自己皇储的地位的重大威胁。于是，双方展开了剧烈的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在这场政争中，李渊则经常站在建成一边。太子的心腹杨文斡受命召募壮士送长安，以供李建成发动政变时使用。

　　武德七年（624），有人向李渊揭穿这件事，李渊盛怒之下产生了废李建成、改立李世民为太子的念头，但并未实现。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爆发了玄武门之变。在这次政变中，李世民杀李建成和李元吉，逼李渊立己为太子。不久，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李渊在度过一段闲散失意生活后，死于太安宫。庙号高祖。葬于献陵。




前期政治经济

唐朝创建

　　唐朝创建者——李渊出身于关陇贵族，其祖父李虎曾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封唐国公。其父袭封官爵，其母独孤氏为隋文帝皇后的胞妹。隋末，李渊任太原留守。当时，各地农民起义汹涌彭湃，隋朝的垮台已成定局。617年，李渊集团在太原起兵。这时瓦岗军和河北农民军正在中原地区奋战，牵制了大量隋军，隋京都长安地区的防守力量很薄弱。这年秋天，李渊率三万人由太原出发，向关中进军。年底，李渊攻克长安，立隋代王杨侑为傀儡皇帝。618年，隋炀帝被杀，李渊废杨侑，在长安称帝，是为唐高祖。


统一全国

  唐朝建立后，即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当时，金城的薛举、武威的李轨和马邑的刘武周，是威胁唐朝关中根据地的三大割据势力。唐朝进行统一战争，首先向他们用兵。618年（武德元年），李世民率兵灭薛举的继承人薛仁杲，占领陇西全境。619年，唐朝又利用李轨集团内部的矛盾推翻了这个割据政权，取得了河西五郡。620年, 消灭了刘武周势力。早在618年，占据幽州的罗艺就归附了唐朝。620年秋，李世民率军出关，进攻王世充。次年，在李世民击溃窦建德的援军后，困守洛阳的王世充降唐。621年至623年，唐军又镇压了河北地区的起义军。割据鲁南和割据冀北的力量，也相继败亡。621年，唐将李孝恭、李靖等自夔州（四川奉节）顺江东下，突袭江陵。割据两湖的萧铣，也向唐军投降。622年（武德五年），唐军镇压了林士弘在江西建立的楚国，岭南的地方势力只得纷纷归附唐朝。624年，唐军又镇压了辅公祏起义军。这样，长江流域及岭南等地也都被唐朝占领。628年（贞观二年），唐太宗乘突厥衰乱，派兵击灭了占据朔方的梁师都割据政权。至此，唐朝大体上统一了全国。


玄武门之变

　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次子李世民出力不少，但长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是帝位的合法继承者。李建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遂拉拢四弟李元吉共同对付李世民。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626年（武德九年），李世民先发制人，在皇宫的玄武门设下埋伏，射杀李建成和李元吉，消灭了自己的对手，史称“玄武门之变”。此后不久，李渊就把帝位让给了李世民。李世民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他的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在贞观年间，唐朝开始强大起来。


加强中央集权
改革官制　

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唐太宗把隋朝的制度加以改革，定为唐制。唐朝中央政权的主要机构，仍然是三省六部。唐初，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二人）、门下省的长官侍中（二人）和尚书省的长官左、右仆射，都是宰相，在一起共议国政。宰相议事的地方叫政事堂。三省的长官位高权重，但不一定全置，也不轻易授人，皇帝往往指定品级较低的官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些品级较低的官员例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号，说明他们也是宰相。高宗以后，尚书左、右仆射也要加“同三品”名号，不加此名号就不再是宰相。皇帝挑选一些低级官员任宰相和削弱尚书省的职权，是为了便于控制，防止大权旁落，大体说来，中书省是决策机构，负责草拟有关军国大事的诏敕。门下省是审议机构，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敕，如有问题可驳回重议。尚书省是执行机构，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贯彻各项诏敕和政策。在地方上，唐朝仍实行州、县二级制（唐玄宗时一度改州为郡）。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唐太宗根据山川形势，把全国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至唐玄宗时，又重新分全国为十五道。道是监察机构，皇帝经常派巡察使、按察使等官员到各道、州、县检查工作，进行监督。县以下的地方组织有乡，乡下有里。里是最基层的政权单位。


府兵制

　　隋唐都沿袭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度，但唐朝又有所改革。唐代府兵的中央领导机构主要是十二卫，一小部分归东宫六率。府兵的基本单位是设在各地的折冲府。由折冲都尉和果毅都尉统领。折冲府下有团，每团200人；团下有旅，每旅100人；旅下有队，每队50人；队下有火，每火10人。折冲府有上、中、下三等，上府6团，领卫士1200人；中府5团，领卫士1000人；下府4团，领卫士800人。全国设置的折冲府最多时达634个，总兵力68万人。

　　府兵的来源，是由军府所在地从“六品以下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中挑选，每三年选拔一次。府兵从21岁服役，60岁免役，服役期间免本身租调。府兵经常性的任务，是轮班到京城宿卫，叫做“番上”，有时也到其他地方出征和戍防。除外出执行任务时期外，府兵不脱离自己的乡土和农业生产，只有冬季集中进行军事训练，实行所谓兵农合一制。府兵的戎具、军粮大多要自备，因此府兵制必须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如果农民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就无力负担这种沉重的兵役。

　　唐代的府兵制贯彻着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则。当时关中的兵力最集中，拥兵26万，约占唐朝兵力的40%左右。府兵的调遣由中央兵部牢牢掌握，地方官乃至中央十二卫都没有调兵的权力。战时，中央从各地调集军队，高级将劣诩是临时委派，战争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有利于防止将帅的专兵跋扈。


刑律修订　

　　唐高祖时就令臣下制订《唐律》，至唐太宗时完成了这一工作，637年（贞观十一年）颁布全国。《唐律》共502条。刑名有笞刑五等，杖刑五等，徒刑五等，流刑三等，死刑二等，凡二十等。这些内容基本上都是沿袭隋的《开皇律》。唐高宗时，又令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三十卷，解释律令条文。此书今存，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法典。

　　在唐律中，体现着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精神。它保留“十恶”，以严惩破坏封建中央集权秩序者。它还通过“八议”的内容，规定贵族、官僚以及他们的家族能够享受多方面的特权。他们犯了罪，有权通过议请、减刑、赎刑、“官当”等方法逃避惩治。
　
　　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唐律对劳动人民极力压制。农民必须向国家交纳租调课税。为逃避赋役而脱漏户口、谎报年龄、私自出家的，也要遭受轻重不等的刑罚。官私财物都受法律保护，对盗窃者判刑很重。部曲和杂户被定为低人一等的贱民，而奴婢则又低于部曲和杂户。他们和地主、官僚犯同样的罪，但量刑的轻重完全不同。从维护封建国家利益出发，在《唐律》中也有一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防止地主官僚过分迫害人民以缓和阶级矛盾的规定。如对地主官僚“占田过限”、“妄认盗卖公私田”、“在官侵夺私田”等不法行为，也定有惩治律条。州、县及里等地方官须依均田令进行土地还授，地方官“诸差科赋役违法及不均平，杖六十”，擅自加重赋敛的，以坐赃或枉法论罪。因此，《唐律》的制订有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生产发展的积极的一面。


学校和科举

　　唐代的学校，在中央设有国子、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统由国子监领导，共招学生二千多人，最多时达八千人。其中大部分为官僚子弟，还有外国留学生。各地方州县也开设学校，此外还“许百姓任立私学”。学生学习的科目，除书学、算学、律学有专业课本外，其余都学习儒家经典。每年冬季，各官办学校负责把毕业学生贡给尚书省，参加科举考试。在私学毕业的也可以由州县保荐参加考试。

　　唐朝的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道举、童子等科，其中以明经、进士两科最重要。明经考试的内容有帖经、经义和时务策，以帖经为主；进士考试的内容为帖经、诗赋和时务策，以诗赋为主。考帖经全赖背诵，做诗赋需要独立思考。因而中明经易，中进士难。当时便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进士及第虽难，但及第后易于飞黄腾达，因此被时人视为“士林华选”。

　　所谓制举，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科目多临时设置，平民子弟和官吏都可应试。制举不常举行，每次录取的人数不过一二人至五六人，在科举制度中不占重要地位。

　　唐代科举选官的范围较之九品中正制度更广泛一些，一般地主子弟都有应试资格。这对排除当时的门阀地主的残余势力来说，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


“贞观之治”

　　隋末农民战争推翻隋王朝的事实，给李世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作皇帝后，经常和臣下总结前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他常说：人君好比舟，人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为了避免“覆舟”之祸，他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唐太宗很重视选官用人，由于他多方面精心挑选，在他左右掌权的大臣，如房玄龄、魏征、李靖、温彦博及戴胄等人各有所长，都是一时之俊。唐太宗注意考察地方官的优劣，平时把各地的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除”。（《资治通鉴》卷一九三）选官得人，这是贞观时期政治清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太宗还注意纳谏。他曾问大臣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很同意这个意见。大臣魏征、刘洎、马周等人，都敢于犯颜直谏。如唐太宗想修洛阳乾元殿，又想到西域市名马，都因臣下进谏而止。由于唐太宗善于纳谏，因此能及时地纠正一些错误，修明政治。唐太宗还注意执法，要臣下按法律办事。由于“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这对安定社会秩序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唐太宗即位之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但几年之后，据史书载：“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虽然辞有溢美，但至少可以说明贞观时期的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在迅速恢复。

　　必须指出，作为封建帝王，唐太宗同样对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他自己曾说：“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特别是在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想第二次伐高丽，下令在四川造船，“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在唐太宗死后的第五年，即653年（永徽四年），又爆发了睦州（浙江建德）陈硕真领导的起义。这些都说明了“贞观之治”存在的局限性。


武周革命　

　　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死去，其子李治继位，是为唐高宗。武则天是唐高宗的皇后。武则天名曌，其父曾为木材商人、唐初大臣。武则天精明机智，通文史。唐高宗因患风眩，目不能视，使武则天协助裁决政事。683年（弘道元年），唐高宗病死，太子李显（武则天第三子）即位，是为唐中宗。次年，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李旦（武则天第四子）为皇帝，是为唐睿宗，旋即废黜。

　　690年（天授元年），武则天宣布改唐为周，以洛阳为神都，降唐睿宗为皇嗣，自为皇帝，史称“武周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武则天是仅有的一个女皇帝。


镇压反抗　

　　在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时，掌握大权的贞观老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认为武则天出身低微，不配当皇后，因此都竭力反对。武则天当皇后后，她依靠庶族官僚李义府、许敬宗等支持，贬杀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唐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听政，唐中宗和唐睿宗实际上是她的傀儡。684年（光宅元年），柳州司马徐敬业以匡复唐室、拥立庐陵王为号召，在扬州起兵，人数曾发展到十余万。688年（垂拱四年），宗室李冲在博州（山东聊城）、李贞在豫州（河南汝南）又起兵反武则天。这两次起兵都很快被武则天派兵击溃。和这两次起兵有牵连的唐朝宗室、大臣都被武则天残酷镇压。

　　为了防止反抗，武则天在徐敬业起兵失败以后，更放手对她的政敌进行打击。武则天还奖励告密，在朝堂放置铜匦，以收受告密信件。又重用索元礼、周兴及来俊臣等酷吏，专办所谓谋反大案。他们制造了许多可怕的刑具，对被告人进行骇人的折磨和屠杀。周兴、索元礼所杀各数千人，来俊臣所破千余家。唐初在朝内做官的多是关陇士族，所以武则天诛杀的士族官僚主要是这部分人。

　　武则天在打击士族官僚的同时，对拥护她的庶族官僚则大力扶植。659年（显庆四年），武则天通过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进一步打击士族。


破格用人

　　武则天还破格用人，大量选用庶族地主做官，并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在贞观年间的23年中，录取的进士共205人，但在高宗和武则天统治的55年中，就达一千余人，平均每年录取人数较贞观时增加一倍以上。她首创由皇帝亲自策问举人的殿试，以示慎重；又置武举，以扩大选官的范围。她还下令允许官员和百姓自己荐举自己，以求进用。690年，武则天派存抚使十人到各道搜荐人才，许多落选的士人和乡村教师都被荐举。武则天选官虽滥，但只要发现不称职的，就立即废黜或诛杀。当时的宰相狄仁杰是有名的贤相。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臣姚崇、宋璟、张九龄等，都是在武则天时开始被提拔起来的。因此，唐朝宰相陆贽赞扬武则天的用人说：“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旧唐书·陆贽传》)

　　在唐太宗时，士族地主还未全面衰落，维系士族社会地位的谱牒还沿袭不紊，特别是关陇士族在政治上还有很大势力。降至唐朝中叶，士族开始全面地衰落。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和武则天修《姓氏录》、重点打击关陇士族以及大力选拔庶族地主等政策有密切关联。

　　但武则天也是一个具有很大消极面的人物。她用酷吏滥杀，造成恐怖风气；她放手招官，使官僚集团急剧膨胀，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她还大肆佞佛，到处筑寺造像，又建明堂，修天枢，铸九鼎，浪费无度。这都进一步加深了阶级矛盾。


五王政变　

　　武则天共做了15年皇帝，到705年（神龙元年）她82岁时得了重病，宰柏张柬之、崔玄�俚热肆�络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强迫武则天传帝位给唐中宗李显，复唐国号。事后，张柬之等五人同被封王。不久武则天病死。


李隆基即帝位

　　武则天下台后，唐朝的政局陷于动荡之中。唐中宗昏庸懦弱，大权落入韦皇后手中。韦后想效法武则天当女皇，她先杀太子李重俊，后又在710年（景云元年）毒死唐中宗。这时武则天第四子唐睿宗李旦和女儿太平公主还有相当势力，是韦后专权的障碍，因此成了韦党要消灭的对象。李旦第三子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抢先攻进皇宫，杀韦后并其党羽。后由太平公主出面，恢复了唐睿宗的帝位，李隆基被立为太子。唐睿宗也是一个昏懦帝王，甘心听任太平公主的摆弄。太平公主势力的膨胀与李隆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712年（先天元年），唐睿宗让位给太子。李隆基即帝位，是为唐玄宗。唐玄宗杀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数十人，至此，动荡的局面才稳定下来。


开元年间的改革

　　李唐中宗、睿宗时，政治昏暗，弊端丛生，唐玄宗先后任命干练正直的官员姚崇、宋璟、张嘉贞、张九龄、韩休等人为宰相，在他们的辅佐下，针对当时的弊政进行了一些改革。

　　首先是裁汰冗官，整顿吏治。中宗时，韦后及安乐公主等把持政柄，又大肆卖官，以致滥置的官职多达数千人，造成国家开支的巨大负担。玄宗即位后，开始裁减冗官，并精减了庞大的官僚机构。

　　其次，压制佛教。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修建了很多佛寺，许多人出家为僧。中宗、睿宗时，佛教势力继续发展，全国的僧尼人数膨胀到数十万。僧尼不服役纳税，建寺造像又耗资无数，唐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下令淘汰天下僧尼，强使还俗的有12000余人。又下令各地不得创办佛寺，并禁止民间铸佛像和抄写佛经。这些措施都抑制了佛教势力的发展。

　　第三，重视农业生产。在关中的三辅地区，“诸王公权要之家，皆缘（郑、白）渠立硙，以害水田”，玄宗令统统予以拆除，使“百姓大获其利”。他又在河东道、关内道、河南道、河西道、陇右道、河北道、剑南道等地大兴屯田，那时全国共有军屯992屯，垦田面积在500万亩左右。在武则天时，均田制已开始逐渐破坏，土地兼井和农民逃亡现象日益严重，721年（开元九年），玄宗派宇文融为劝农使到各地检括逃户和籍外田，经过几年的努力，共括出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唐政府对这些客户每丁税钱一千五百，免租得存役六年，后由各州县安插在均田土地上。这一措施对改变社会上占田不均的情况，缓和阶级矛盾，起一定的积极作用。


社会经济
均田制

　　唐政府规定：民始生为黄，4岁至15岁为小，男子16岁至20岁为中，21岁至59岁为丁，60岁以上为老。至唐玄宗时，改18岁至22岁为中，23岁为丁。国家每年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户口簿籍是国家推行均田和租调制度的依据。

　　唐代均田制的主要内容是：其一，对百姓授田的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残疾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受口分田三十亩；这些人如果为户主，每人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杂户受田如百姓。工商业者、官户受田减百姓之半。道士、和尚给田三十亩，尼姑、女冠给田二十亩。此外，一般妇女、部曲、奴婢都不受田。

　　其二，对贵族官僚受田的规定。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业田一百顷递降至五顷。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受永业田六十顷递降至二顷。散官五品以上受永业田同职事官。勋官从上柱国到云骑、武骑尉，受永业田三十顷递降至六十亩。此外，各级官僚和官府，还分别领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和公廨田，职分田的地租作为官僚俸禄的补充，公廨田的地租作官署的费用。这两种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

　　其三，对土地买卖的规定。贵族官僚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自由出卖。百姓迁移和无力丧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人少地多的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的，并准许卖口分田。买地的数量不得超过本人应占的法定数额。


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的内容是：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作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每天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作庸，也叫“输庸代役”。官僚贵族享有蠲免租庸调的特权。租庸调剥削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均田制规定每个成丁的农民都受田一百亩，因此国家征收租庸调就只问丁身，不问财产。

　　与前代相比，在唐代的授田对象中，增加了杂户、官户、工商业者和僧道。这是因为自南北朝后期，杂户、官户以及工商业者的身份都在逐渐上升，唐代统治者不得不多少改变过去对他们的歧视政策。南北朝以后，寺观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唐政府对僧道进行授田，是为了肯定寺观对土地的所有权。唐代取消对妇女的授田，反映了妇女地位的进一步低落，也说明那时大量土地日益集中于各类地主手中。国家掌握的均田土地越来越少，因而取消了对妇女的授田，至于取消对奴婢、部曲的授田，这是与他们的大量解放以及士族地主的没落相适应的。


推行均田制与赋役制

　　唐朝推行均田制也和以前一样，并没有触动地主官僚的私有土地，对农民的授田只限于无主荒地。不仅如此，唐代对贵族官僚进行授田的规定比以前更完备，而且授田的数额也很高。唐代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比较松弛，法令允许买卖口分田是以前所没有的。这都给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提供了方便。

　　由于各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均田制实施的程度也有差别。如唐太宗时，在狭乡灵口每丁受田才三十亩。这说明在均田制实行的初期，狭乡人民的授田就远不足额。但是，由于唐初经过隋末大乱，人口锐减，许多地主官僚的田产庄园都成了无主荒地，因此宽乡较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隋末农民战争以前的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况。

　　唐代的赋役制度不同于前代的是“输庸代役”的出现。庸始于隋，到唐代成为一项普遍的制度。输庸代役制度的推行，使农民有较多的时间来进行生产，具有积极意义。


租佃契约

　　隋末农民战争打乱了原来的封建统治秩序，许多部曲和奴隶获得了解放。李渊曾下令说：“诸部曲及徒隶征战有功勋者，并从本色勋授。”这道令文反映了在隋末大乱中许多奴隶、部曲被解放的事实。《唐律疏议》规定：“放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并听之。”可见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奴婢、部曲这种强固的隶属关系已经松弛了。这一变化是士族地主没落的表现，反过来它又加速了士族的衰落。

　　随着士族地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庶族地主发展壮大起来。和庶族地主相联系的生产关系是契约性的租佃关系。唐代的这种租佃契约，在吐鲁番地区曾发现若干件实物。就发现的契约文件来看，上面都写有田主、租田人和知见人，还有租种期限、租田数额和田租数额，田租的剥削方式有分成制和定额租制两种。

　　毫无疑问，契约是地主对农民的一种强制形式，但对地主的剥削奴役也有一些限制。因此，契约佃农的身份，较之世袭的佃客和部曲要自由一些，超经济的强制有所减轻。这是农民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结果。


农业的发展

　　唐政府很重视农田水利灌溉。据史载，在唐前期130多年中，兴修的水利工程达160多项，分布于全国广大地区。如贞观年间，在莆田（福建莆田）筑诸泉塘、永丰塘、横塘以及国清等塘，总溉田1200顷。又如，714年（开元二年）在文水（山西文水）引文谷水开甘泉、荡沙、灵长、千亩四渠，溉田数千顷。这些灌溉工程对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水利的发展，唐代的灌溉工具也有相应的进步。当时，除了以前已有的桔槔、辘轳、翻车还在普遍使用外，人们又创造了连筒、桶车、筒车和水轮等灌溉新工具，都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率。

　　唐自统一全国以后，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到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发展到高峰。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使粮价越来越便宜。725年（开元十三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此后直到天宝末年，物价长期稳定。

　　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唐前期的户口数逐渐上升。武德年间，全国有户200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300万。705年（神龙元年）全国有户615万多，口3714万。开元、天宝时期，人口上升的速度更快。755年（天宝十四年），全国户增至891万多，口5291万多。这一数字是唐代最高的人口统计数。由于当时“簿籍不挂”的逃户很多，所以政府的户口统计数往往比实有的户口数要低。据杜佑估计，在唐天宝年间全国的实际户数至少有一千三四百万。如一户平均以五口计，那时全国的人口大约为六七千万。经过劳动人民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耕地也大幅度增加，估计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之间，略高于西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


官营和私营手工业

　　唐代的手工业，有官营和私营两类。唐中央设有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管理各类官手工业生产。在地方官府，也大多设有织锦、制造军器等作坊。官手工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供给宫廷、贵族、官僚、官府的消费和使用。官手工业作坊中的劳动者，主要有官奴婢与刑徒、番户与杂户、短番匠与和雇匠三类。

　　唐代的私营手工业，首先是大量个体农民经营的家庭副业。他们生产的产品，在自用和纳税有剩余时，也拿到市场出卖。当时手工业者所经营的作坊，诸如织锦坊、纸坊、染坊、冶成坊（冶铸手工业）、铜坊（铸造铜器）等，比以前有显著增加，私营作坊有的规模相当大，定州（河北定县）富豪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即是明显的例证，但一般说来规模都比较小。各类作坊大多集中在城市，作坊主多是技艺熟练的师傅，传习技艺。由于国家征调手工业者到官营作坊轮番服役，私手工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纺织业

　　在唐前期，纺织、冶铸、烧瓷等几个部门的手工业生产，都有较显著的发展。首先是纺织业。北方善织绢，江南盛产布，唐前期大体上还是如此。宋州（河南商丘）、亳州（安徽亳县）生产的绢帛质量最高。定州的绫绢产量最多，每年要向皇帝进贡1500多匹。江南的丝纺织也有了很大发展。江南东道（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的丝织物品类繁多，很多列为贡品，在产量上已仅次于河南、河北道而跃居于全国的第三位。当时的丝织物品种和花式都很多，争奇斗艳，十分精美。当时的麻纺织也很发达，黄州（湖北黄冈）的赀布被列为第一等。棉纺织在唐代也有较显著的发展，当时西北的吐鲁番和南方的云南、两广、福建等地，各族已愈来愈普遍地种植棉花和生产棉布。这时，印染技术有明显提高。


冶铸业

　　冶铸业也有很大的进步。唐朝规定，除西、北边州禁置铁冶和采矿外，其余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据记载，唐前期有银铜铁锡之冶168所，在陕（河南陕县）、宣（安徽宣城）、润（江苏镇江）、饶（江西波阳）、衢（浙江衢县）、信（江西上饶）诸州有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这是一个很粗略的统计，要比实有数少得多。唐宣宗时曾一次增铁山七十一，可见全国产铁处极多。

　　这时，金属铸造技术达到了新水平。近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了一处盛唐时期的窖藏文物，其中有碗、盘、壶、罐等金银器皿270件，造型优美，纹饰精致富丽。从其切削工艺来看，可能已采用手摇足踩的简单车床，这突出地反映了当时制造技术的进步。

　　621年（武德四年），唐朝开始铸造新币，名“开元通宝”，直径八分，十枚钱重一两。自唐以后十枚重一两的钱开始流行，相沿至清基本不变。天宝末年，分散在全国的铸钱炉共99处，每年铸钱达32.7万贯左右。


瓷器

　　在唐代，瓷器生产也有重大发展。唐前期已大量烧制白瓷，邢州窑（河北临城县境内）生产的白瓷“类银”、“类雪”，质量很高。李肇《国史补》称：“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可见邢州窑白瓷的产量是很大的。四川的大邑窑也以生产白瓷著名。江西昌南镇（景德镇）以产瓷闻名始于唐前期，它烧制的白瓷和青瓷当时有“假玉器”之称。唐代专烧青瓷的窑多在南方，以越州窑的产品为最佳。越窑烧制的青瓷，胎质薄，雅致瑰丽，光泽晶莹。唐诗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之句，把越瓷的精美形象地描绘了出来。

　　唐代还出现了施黄、绿、白、赭、蓝等彩釉的陶瓷，称为“唐三彩”。用这种方法烧制的人像和马、骆驼等动物，色彩鲜艳，造型生动，是中国古代艺术中的珍品。


商业的繁荣

　　城市的发展是商业繁荣的一个标志。西京长安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周围达七十多里。全城呈长方形，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个部分。宫城是宫殿区，皇城是中央官署所在地。外郭城占地广阔，划分为一百零八个坊，遍布寺院、府第和民宅；还有两个市──东市和西市，各占两坊之地。据考古勘查，西市长、宽各约一千米，市内有两条南北和东西大街，宽度都在十五米左右，相交成“井”字形。东市的构造大概也是如此。东市有二百二十个行业，邸（货栈）、肆（店铺）鳞次栉比，“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的繁荣不亚于东市，许多西域胡商及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都聚居在这里。

　　东京洛阳是仅次于长安的第二个大城市，城内设有南市、北市和西市，大致与长安的市相同。据记载，两京的市都是在四面立邸，中间是绢行、衣行、肉行、药行、铁行、秤行、鞭辔行等各类行业的店肆，同类业的店肆都集中在同一区域，设有行头来进行管理。长江北岸的扬州，当南北交通的要冲，商业也十分繁荣，“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751年（天宝十年），一场大风吹翻了扬州码头上的数千艘船只，可见在这里停泊的商船之多。当时的各州治县城，也多设有一个或两个供商业贸易的市。

　　除都市城郭内有市的设置外，农村集市贸易也有了发展。这种集市当时称作草市、墟市，多分布在水陆交通的要冲。中唐以后，这种草市和虚市日益增多起来，也更加繁荣，有些后来还发展成为重要的市镇。


水陆交通

　　当时的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重要的交通干线有以下几条：（1）从长安往东经东都、汴州（河南开封）达山东半岛；又自汴州北上可到幽州（北京），南下可达扬州。（2）从长安往西北经兰州、出敦煌通西域；又自兰州经鄯州（青海乐都）可到吐蕃。（3）从长安往西南经汉中达成都，由成都可到南诏。（4）从长安往东北经河东（山西运城）到太原；又自太原经幽州可达营州（辽宁锦州市西北）及东北地区；经云州（山西大同）可到回纥。（5）从长安往南经襄州（湖北襄阳）、潭州（湖南长沙）、衡州（湖南衡阳）到广州，又自衡州能到邕州（广西南宁）。

　　当时，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道，使全国的水上航运事业也空前发展起来。所谓：“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可见当时水上交通是很发达的。唐承前旧制，在水陆交通要道上大致凡三十里设一驿站，全国有水驿260所，陆上1297所，水陆相兼驿86所，共有驿站1644所。陆驿备有马，水驿备有船，以供官吏往还和政府文书的传递。在交通要道上除国家设置的驿站外，还有私人开设的接待客商的店肆，各店不仅出卖酒饭，而且“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



后期政治经济

安史之乱
后期的政治

　　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高峰，从表面上看它是繁荣的。但实际上，社会上的腐朽力量迅速膨胀，各种社会矛盾迅速发展，终于导致了一场大祸乱──安史之乱的爆发。

　　开元后期，曾经进行过一些改革的唐玄宗，开始不愿过问政事，只想安逸享乐。744年，他纳杨太真为贵妃后，更是专以声色自娱，大肆挥霍，生活糜烂。

　　在玄宗后期，政治的腐朽，造就了许多无耻政客。如相继掌握宰相实权的李林甫和杨国忠都是奸邪佞人。李林甫妒贤嫉能，凡是有才能的官员，他都要设计除去，很少有人能逃脱他的圈套。杨国忠是杨贵妃的本家兄长，胆子比李林甫更大。他除做宰相外，还兼领四十余职，随意发号施令，胡乱处理政事。因此，唐朝的政治更加昏暗。


府兵制度的瓦解

　　玄宗后期，边镇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大，使唐的军事形势由原来的“内重外轻”逐渐变成“外重内轻”，这个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唐玄宗穷兵黩武，喜立边功，另一方面则与府兵制度的瓦解也有密切的关联。

　　由于府兵必须自备兵甲衣粮，所以服兵役是一项极其沉重的负担。在均田制推行较好时，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土地，这种兵制还能勉强维持。后均田制逐渐解体，农民便无法负担沉重的兵役。这是造成府兵制破坏的主要原因。原先规定戍边和出征实行三年一轮换制，但以后士兵服役的年限日益延长。边将们对待士兵极其残酷，他们为了侵吞士兵携带的财物，强迫他们白天服苦役，夜间住地牢，折磨致死。到京师宿卫的府兵，境况也极差。他们不仅“番役更代，多不以时”，甚至被卫佐借给豪家当奴仆。以上种种原因，使人们视兵役为畏途。这样，府兵的兵源就渐渐枯竭了。到749年（天宝八年），“折冲府至无兵可交”，因此唐政府不得不下令停止对府兵的征发，实际上宣布废除了府兵制度。


募兵制

　　代替府兵制的是募兵制。为了弥补兵源的不足，唐初就存在着募兵制，以后随着府兵制的逐渐破坏，募兵制日益盛行。到开元年间，无论京师宿卫、边镇戍兵乃至地方武力，已基本上被募兵制所代替。镇守京师的武力号称长从宿卫，后又改名骑。戍守边防的士兵称健儿，因为长期服役，故又被称为长从兵或长征健儿。地方上的军队主要有团结兵，亦称团练。大致说来，骑、健儿和团结兵的军器、衣粮都由政府发给，长期服兵役，他们是属于雇佣性质的职业兵。在府兵制推行时，地方兵分散，中央掌握重兵，府兵制破坏以后，中央虽有骑，但不堪一击。在内地州县，团结兵的装备差，数量也少，同样处于虚弱状态。当时的精兵猛将都聚集在边镇。

　　711年（景云二年），睿宗始设节度使，以后逐渐推广。天宝初年，唐朝共设置了安西（治龟兹城，新疆库车）、北庭（治北庭都护府，新疆吉木萨尔北）、河西（治凉州，甘肃武威）、朔方（治灵州，宁夏灵武西南）、河东（治太原府，山西太原市）、范阳（治幽州，北京市）、平卢（治营州，辽宁锦州市西北）、陇右（治鄯州，青海乐都）、剑南（治益州，四川成都市）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治广州，广东广州市）。

　　各地的节度使不仅领兵，而且还把本地的民政、财赋等权力抓到手里，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新唐书·兵志》)，很快发展成为强大的地方割据力量。


安史之乱

　　安禄山出身于营州杂胡。他因为残酷地镇压奚、契丹人，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先后出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长期从事民族掠夺战争的安禄山野心极大，他多次到长安，在宫廷和官场活动中，对唐政府的腐败、虚弱情况了解得很清楚，蓄下了起兵灭唐的异志。安禄山的同伙史思明，也是杂胡出身。他到长安奏事，博得了玄宗的喜欢，赐名为思明。在安禄山叛乱以前，史思明官至平卢兵马使。

　　在经过长达十年的准备后，安禄山认为已具备了灭唐的力量，于755年（天宝十四年）冬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率平卢、范阳、河东三镇兵十五万人，南下攻唐。 唐玄宗因为没有想到安禄山会叛乱，所以在军事上毫无准备。

　　当叛乱的战鼓惊破唐宫的《霓裳羽衣曲》后，他才匆忙布置防御。但唐朝新招来的士兵抵挡不住安禄山的劲旅，安禄山渡过黄河后，连败唐军，一路攻陷断陈留、荥阳（河南荥阳）、洛阳，直抵潼关。756年（至德元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防守潼关的唐将哥舒翰，虽拥有近二十万的军队，但因是临时凑集来的，缺乏战斗力。但玄宗和杨国忠对哥舒翰不放心，接连派宦官逼其出兵。结果，哥舒翰在灵宝被安史军打败，全军覆没，哥舒翰也做了俘虏。同年六月，叛军长驱直入，攻陷唐都长安。

　　玄宗在长安陷落前，仓惶出逃。到马嵬坡（陕西兴平西），随行的将士发生哗变，杀杨国忠，又迫玄宗缢死杨贵妃。唐玄宗最后逃到成都。太子李亨逃到朔方，在灵武即帝位，即肃宗。安史集团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它却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内部矛盾重重。坐镇洛阳的安禄山恣行暴虐，众叛亲离，757年初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安庆绪即帝位后，史思明屯驻范阳，拥有重兵，不听调遣。

　　757年春，唐朝从陇右、河西、安西、西域等地陆续调集了十多万军队，又向回纥借兵四千人，肃宗以其子李豫为天下兵马元帅，以郭子仪为副元帅，率军一举收复长安。在此前后，河北、河南的地方官和军队也在进行着长期而激烈的战斗。既极大地打击了叛军的后方，又保障了江淮供应物资路线的安全。江汉和江淮的保全，使唐朝在经济上有所依赖，对战争结局有重大影响。

　　759年（乾元二年），史思明杀安庆绪，在范阳称大燕皇帝。761年（上元二年），史思明大败李光弼率领的唐军，乘胜向长安进犯，在途中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在洛阳称帝后，叛军内部更加分裂，从此没有力量再向唐朝发动进攻。

　　762年（宝应元年），唐宫廷发生政变，宦官李辅国杀张皇后，肃宗受惊而死。李辅国拥立太子李豫即帝位，即代宗。

　　代宗调集各路兵马，又向回纥借到一部分军队，以其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率军收复了洛阳、河阳、郑州、汴州等失地。史朝义逃往河北，河北叛将见他大势已去，纷纷向唐朝投降。763年（广德元年）初，史朝义在唐军打击下，穷促自杀。历时七年多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


唐朝的削弱

　　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了，但却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影响。在安史集团盘踞的地区，社会经济遭到了大破坏，特别是激战最烈的河南一带，更是“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安史之乱时期，唐朝的军队大多调集到内地，边防空虚，因此唐朝在民族斗争中不得不由进攻转为退守，西域、河陇地区相继被吐蕃占领，在南方也经常受到南诏的骚扰。安史之乱打破了唐朝的统一局面，此后，藩镇割据势力越来越强大，战乱频起，唐朝的中央力量越来越削弱。这一切都说明，经过安史之乱以后，统一、繁荣、强盛的唐朝已经开始走向下坡路。


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安史余部还保持相当大的势力，昏懦的唐代宗为了求得苟安，“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在平叛的过程中，唐朝对内地掌兵的刺史也多加节度使的称号。因此，经过安史之乱以后，形成了藩镇长期割据的局面。

　　在唐后期的藩镇中，势力最大、为患最烈的是成德、魏博和卢龙三镇，时称“河朔三镇”。成德镇（治恒州，河北正定），自762年李宝臣开始割据；魏博（治魏州，河北大名东），自763年田承嗣开始割据；卢龙镇（治幽州），自763年李怀仙开始割据。他们各自拥兵，表面上尊奉朝廷，但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赋税不入中央。甚至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中央只能加以承认，不能更改。除河朔三镇外，重要的藩镇还有淄青镇（治青州，山东益都）、淮西镇（治蔡州，河南汝南）、沧景镇（治沧州）等等。它们也多仿效河朔，专横跋扈，割据称雄。

　　各藩镇对境内的人民都实行残暴的统治。节度使为了维护统治，除拼命扩充军队外，还挑选精勇组成亲信“牙兵”。牙兵多“父子相袭，亲党胶固”，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节度使对牙兵供给丰厚，往往能得他们的死力，但这也使牙兵十分骄横，只要节度使对他们稍不如意，他们就或杀或逐，另立新主，遂形成了“变易主帅，如同儿戏”的局面。


“四镇之乱”

　　唐中央和藩镇之间的斗争，在德宗时期有所谓“四镇之乱”。781年（建中二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继节度使位，要求朝廷加以承认，唐德宗不允许。为了维护世袭特权，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纳、山南东道（治襄阳）节度使梁崇义和李惟岳联合起来，共同起兵。不久，梁崇义和李惟岳兵败被杀，田悦和李纳也被唐军打败。但卢龙镇节度使朱滔和成德镇降将王武俊为了争权夺地，又勾结田悦、李纳发动了叛乱。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加入了叛乱的队伍，自称天下都元帅。783年，德宗抽调关内诸镇兵去平定叛乱，泾原镇兵在路过长安时发生哗变，攻进长安。德宗狼狈逃到奉天（陕西乾县）。

　　泾原叛乱军立朱滔的兄弟朱泚为主，在长安称帝，国号秦（后改为汉）。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兵救援德宗，但到了长安附近他又与德宗发生矛盾，就联合叛乱军共同反唐。在李怀光的逼迫下，784年（兴元元年），德宗又从奉天逃到梁州（陕西汉中）。后来，德宗依靠李晟率领的唐军才收复了长安，逐杀朱泚，又与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等势力相妥协，才勉强平息了这场叛乱。


淮西之乱

　　至唐宪宗时期，又和藩镇势力进行了一场大争斗。814年（元和九年），淮西镇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他更加跋扈，四出攻掠。宪宗遂发兵讨伐淮西。出兵三年仍不能奏效。817年（元和十二年），宪宗任命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负责统帅全军。当时各道军中都由宦官监军，将领因受到压制，都不愿出力。裴度到前线后，奏请宪宗取消了监军宦官，被动的局面才渐渐扭转过来。在这年冬天一个风雪弥漫的夜里，唐将李愬率领九千士兵突袭淮西镇所在的蔡州城，一举活捉了吴元济，平定了淮西之乱。

　　淮西平定后，沧景、卢龙、成德等镇相继归顺中央。淄青的李师道独力顽抗，被唐中央发兵打败。到此时，唐朝算是恢复了表面上的统一，但节度使领有重兵的局面并未改变。820年（元和十五年），宪宗被宦官杀死后，河朔三镇相继叛变。此后，藩镇割据林立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唐亡。


宦官擅权

　　唐初，宦官数量不多，地位也很低，无权过问军政大事。这种情况，到玄宗时才发生显著变化。开元、天宝年间，宦官激增至三千人，其中五品以上的宦官达千余人，其中宦官高力士尤被重用。开元末年以后，玄宗怠于政事，凡四方进奏文表，先让高力士审阅，小事由高力士处理，大事才由自己裁决。玄宗还委派宦官监军、到藩国出使等重任。肃宗时用权阉李辅国掌禁兵。德宗时设护军中尉二人、中护军二人，全以宦官充任，统率左右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军。从此，宦官掌典禁军成为定制 。

　　从代宗开始，还以宦官二人充内枢密使，掌管机密、承宣诏旨，权力很大，他们和二护军中尉合称“四贵”。宦官有了武力作后盾，地位愈加巩固。他们有权任免将相，地方上节度使也多从禁军中招用。唐后期的顺宗、宪宗、敬宗皇帝皆死于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由宦官拥立的。权阉成为唐朝的实际统治者。

　　宦官擅权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灾难。皇帝和朝臣因不甘心受宦官集团的支配，都极为不满。宦官不属士流，他们往往引进大量工商杂类来堵塞仕途，这更使朝官们十分恼火。因此，当时在统治阶级的内部，经常爆发反宦官集团的斗争。


“永贞革新”

　　在顺宗时期，发生了“二王八司马”的反宦官集团的革新运动，即所谓“永贞革新”。

　　805年（永贞元年），唐顺宗即帝位时已得了中风病，口不能言，但还是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以及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韩秦、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十人，进行改革。

　　王叔文等首先从革除弊政入手。废除了宦官进行掠夺的“宫市”和五坊小使，接着下令停止地方官对皇帝的各种名目进贡。又停止征收“诸色榷税”。

　　为了铲除宦官专权的根子，王叔文选拔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节度使，以韩泰为其行军司马，接管宦官手中的兵权。宦官集团密令诸将对范、韩进行抵制。在宦官的反对下，这一重要措施未能贯彻下去。


“二王八司马”事件

　　以权阉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阴谋策动废顺宗、立太子，通过宫廷政变来打击革新派。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纷纷向朝廷上表，称顺宗久病，应当让皇太子监国，积极赞助俱文珍。不久，顺宗被迫让位给太子（宪宗）。宦官得势后，“二王”即被贬逐，王伾死于贬所，王叔文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都被贬为边州司马。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甘露之变”

　　在唐文宗时期，又发生了以郑注、李训为首的反宦官集团事件。

　　郑注本姓鱼，擅长医术，但出身低微。李训通经学，中过进士，曾因事被流放。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大宦官王守澄把他二人推荐给文宗。但郑、李并没有按照王守澄的意图办事。文宗和他们谈得很投契，最后付以消灭宦官的重任。

　　在经过一番准备之后，835年（大和九年）秋，郑注和李训利用宦官集团的内部矛盾，把反对王守澄的韦元素、杨承和、王践言三个权阉驱逐到外地当监军，不久处死。此后，他们又请唐文宗提升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解除了他右神策军中尉的职务。王守澄失去兵权后，被文宗赐死。

　　不久，李训、舒元舆做了宰相，郑注做了凤翔节度使，他们想内外合势来消灭宦官。835年年底的一天，经过一番布置，文宗登紫辰殿见百官。韩约上奏：在金吾左杖院的石榴树上有天降甘露。唐文宗令左、右中尉仇士良和鱼弘志带领宦官去看。这时，在左仗院早已埋伏了兵甲，只等宦官一到就全部围杀。不料，仇士良看出了破绽，急忙劫持文宗回宫，同时派禁军大肆屠杀。李训、舒元舆及韩约等人都遭斩杀，郑注在凤翔被监军宦官杀害。此外被宦官滥杀的不计其数。史称“甘露之变”。


牛李党争

　　 唐朝中央的官僚主要由两种人组成，一是门荫出身，另外则是进士及第出身。依据政治倾向来说，门荫出身的多倾向于没落的门阀士族，进士出身的多倾向于与门阀对立的庶族。

　　唐朝每年平均中进士的不过三十人，但在官僚阶层中却居于主导地位，他们的政治地位相同，情趣相合，所以很容易结成党派。当时同榜登第的进士称同年，进士对考官称座主，考官对被他录取的进士称门生，他们之间关系密切，互相援引。士族地主一贯以阀阅自矜，尽管他们的地位已经每况愈下，但他们瞧不起庶族，仇视进士。这两种出身官员之间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其中历时最长、斗争最烈的是所谓“牛李党争”。

　　牛党的首脑牛僧孺，系牛仙客之后。牛仙客出身胥吏，玄宗时虽贵为宰相，但仍遭时人轻视。牛僧孺和李宗闵等人都是权德舆的门生，互相支持。李党的首领李德裕，出身赵郡士族，李德裕年轻时，“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以门荫入仕途。牛、李两党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员？李党主张“经术孤立者进用”，牛党主张“地胄词彩者居先”。魏晋以降的门阀士族多以经学传家，故重经术实即重门第；诗赋词彩是进士科考的主要内容，所以重词彩也就是重科举。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李党代表门阀士族的利益，牛党代表庶族地主的利益。

　　其二，如何对待藩镇？在这个问题上，李党主张平叛，牛党主张姑息。李德裕是武宗时的宰相，曾坚决地平定了昭义镇的叛乱。牛党分子对朝廷向藩镇用兵，大多采取消极或阻挠的态度。在牛党看来，藩镇割据是一种正常现象，根本不必去理它。

　　牛、李开始结怨是在唐宪宗时期。808年（元和三年）制科考试时，应试的牛僧孺、李宗闵等通过对策，指斥时政，言词激烈，被主考官录取。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宰相，认为他们攻击自己，因此向宪宗哭诉，并指出考试中有舞弊现象。结果考官都遭贬逐，牛僧孺等也长久不予升迁。这是牛李党争的序幕。

　　牛、李两党斗争的高潮是在文宗时期。先是牛党专政，排挤李党，后又是李党当政，排挤牛党。文宗时，牛李两党官员在朝廷上互相攻讦。凡牛党称是者，李党必非之，凡李党所是者，牛党必非之。面对牛、李两党的激烈倾轧，文宗束手无策，哀叹说：去河朔藩镇非难，而除此朋党实难！

　　武宗即位后，用李德裕为宰相。李德裕尽逐牛党，牛僧孺被贬为循州长史，李宗闵长流外地。宣宗即位后，牛党在宣宗的支持下，完全清除了李党。李德裕几经贬谪，848年（大中二年）又被逐到崖州为司户，次年于崖州病死。这次党争前后持续了四十年之久。


两税法
均田制的破坏

　　唐朝建立后，由于对土地兼并限制不严，贵族、官僚和地主便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到玄宗时期，一方面因为商品经济日益发展，从事兼并的富商大贾愈来愈多；另一方面，官僚集团也空前膨胀，如632年（贞观六年），唐朝文武官员仅有642人，至735年（开元二十五年）发展到18800多人，比以前增加近三十倍。因此，那时“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

　　由于土地向各类地主手里集中，国家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这样就难以维持对农民的授田了。现存唐代敦煌户籍残卷证明，从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农民受田的数额已愈来愈少。说明从武则天以后，均田制度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


大土地的发展

　　安史之乱以后，贫富分化更加悬殊，“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在唐后期，官府、皇室、官僚、豪富以至寺院，都拥有大小不一、数量不等的田庄。在各类田庄中，谷物生产都占主要地位。规模较大的田庄，还多有莱圃、果园、茶园、榨油、酿造、纺织等农副业和手工业生产。许多官僚大地主的田庄，还修筑楼台亭阁，点缀奇花异石，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供田庄主玩赏的处所。田庄内的生产者，主要是庄客和雇农。庄客亦称“庄户”、“客户”，或简称为“客”，他们是田庄里的主要生产者。地主阶级的疯狂兼并，迫使大量均田户纷纷破产流亡，这些破产的农民是庄客的主要来源。田庄主对庄客的剥削，上等田每亩收租一石，中等田收租五斗，租额占收获量的五成以上。此外，庄客还得听田庄主使唤，服多种杂役，被迫进行无偿劳动。

　　雇佣关系在唐后期有较大发展。855年（大中九年），唐朝颁发的令文说：“如有贫穷不能存济者，欲以男女庸雇与人，贵分口食，任于行止，当立年限为约。”因此，在当时各类田庄中者都有一批雇农，做为补充性的劳动人手。雇农所得的报酬极为低微，这种封建的雇佣关系有极大的强制性，雇农的处境是十分悲惨的。

　　唐代的田庄制与南北朝时期的田庄，有明显的区别。南北朝时期田庄里的生产者，主要是世袭性的农奴、部曲和佃客，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奴隶。唐代田庄里的庄客和雇农，都属契约性的，他们在身份上已非世袭，较之士族地主的佃客、部曲有较多的自由，唐朝的理财措施在豪强疯狂兼并土地、均田制逐渐解体的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趋于破产，变成流民。据760年统计，国家控制的人口仅1699万多，其中纳税的237万多，与755年相比，国家控制的人数减少3593万多，纳税人数减少521万多，这样，就使国家的收入减少，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


解决财政危机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唐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首先是整顿均田制度，把“王役不供，簿籍不挂”的流民和客户，重新编排在国家的均田土地上。但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空前膨胀的情况下，不管唐政府如何努力，也无法使均田制恢复。

　　758年（乾元元年），唐政府采纳盐铁使第五琦的建议，统购亭户所煮的盐，由国家专卖，并把每斗盐价由十文提高到一百一十文。唐王朝从中获得厚利。

　　从760年（贞元元年）起，刘晏担任盐铁使，后又兼转运、常平等使。刘晏对唐朝的财政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整顿。他首先改革盐法，原来在各州县都设有盐官，来掌握盐的专卖，刘晏都予取消。他只在产盐地置盐官，以收购亭户生产的盐，然后加价转卖给商人，任盐商运销各地。这样，不仅避免了多设盐官扰民的流弊，也使国家的盐税收入大增。

　　刘晏初主盐政时，每年盐税只有六十万贯，至大历末年增加到六百万贯，占当时国家总收入的一半。刘晏还在各道设巡院，选择精干的人作知院官。知院官每旬每月都要把本道各州县的雨雪、丰歉情况向中央申报，政府在丰收地区用较高的价钱收购粮食，在歉收地区则用较低的价钱粜出。推行这种常平法，不仅唐政府获利，而且各地物价也大体保持平稳。刘晏还整顿了由江淮向关中运粮的漕运，自此“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斗升沉覆者”。刘晏的以上几项改革，在客观上都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州县残破，并且多为藩镇所据，故江淮地区就成了唐政府剥削搜刮的财源，所谓“赋之所出，江淮居多”。唐政府对江淮人民剥削之重，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在这种残酷的剥削和迫害下，人民奋起反抗，起义怒潮席卷江淮各地。其中还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袁晁和方清的起义。


户税和地税

　　均田制度的瓦解，农民的大量逃亡，使唐政府系之于丁身的租庸调制度再也无法维持了。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唐政府先后添置了许多新的税目，使赋税制度越来越混乱。其中，盐税的数量固然很大，但就其发展前途来说，以户税和地税最为重要。

　　户税，即根据资产分天下户为九等，按户等税钱。这一税制，在唐初已实行。769年（大历四年），唐代宗又下令规定了户税钱的九等比额，其中上上户税四千文，每低一等减五百文，到下下户五百文。现任官亦得纳税，一品准上上户，九品准下下户。如一户数处做官或数处有田庄，得按官品、资产所应定的户等在各处纳税。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按本户等加二等征税。寄居在异乡的卸任官吏，寄庄户从七等户税，寄住户从八等户税。其他诸色浮客及暂时寄住户等，一概在居住地依八、九等户纳税。此后，户税在政府的收入中日益增多。

　　地税，是由唐初的义仓税发展而来。628年（贞观二年），唐政府令天下州县建置义仓，规定王公以下的土地亩税二升，以备凶年。唐中宗以后，国家的财政日益困难，义仓存粮全部用作填补政府的亏空。这样，义仓粮就成了国家的一项正式税收，连义仓粮的名称也改称为地税。地税额亩收二升一直维持到763年（广德元年），此后即不断增加，并开始一年两征。


两税法

　　780年（建中元年），由宰相杨炎建议推行的两税法，实质上就是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租庸调的新税制。它的主要内容是：

　　（1）取消租庸调及各项杂税的征收，保留户税和地税。

　　（2）量出制入，政府先预算开支以确定赋税总额。实际上， 唐中央是以779年（大历十四年）各项税收所得钱谷数，作为户税、地税的总额分摊各州；各州则以大历年间收入钱谷最多的一年，作为两税总额分摊于各地。因此，户税、地税全国无统一的定额。

　　（3）户税是按户等高低征钱，户等高的出钱多，户等低的出钱少。划分户等，是依据财产的多寡。户税在征收时大部分钱要折算成绢帛，征钱只是很少一部分。

　　（4）地税按亩征收谷物。纳税的土地，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

　　（5）无论户税和地税，都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限十一月纳毕。因为夏秋两征，所以新税制称为两税法。

　　（6）对不定居的商贾征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


两税法的重要意义

　　两税法是一项有着重要意义的改革。首先，在均田制下，国家对租得存役的征敛，主要依据是丁身；两税法则主要是依据土地多少征税。两税中的地税是履亩征粟，户税虽说依据资产，但土地是资产中的重要内容，所以也主要是依据土地征税。

　　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均田制破坏后，土地占有情况愈来愈不均，于是舍人税地就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舍人税地也意味着封建官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

　　其次，在“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下，不管是地主、贫民，他们向国家纳税的数量却完全一样，这当然极不合理。两税法推行后，没有土地而租种地主土地的人，就只交户税，不交地税。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

　　再次，租庸调是以均田制为基础，流亡客户因为不在当地受田，所以既不编入户籍，也不纳税。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管土户、客户，只要略有资产，就一律得纳税。又因为贵族官僚原来就得负担户税和地税，所以也得交纳两税。这样，两税法的推行就极大地扩大了纳税面，即使国家不增税，也会大大增加收入。

　　在推行两税法时，由于租庸调及各项杂税都已并入了户税和地税，所以唐政府规定取消各种杂税。但这种局面只维持了极短的时期。不久，腐朽的统治者又想尽办法搜刮，增添了许多苛捐杂税，再加上其它原因，人民的负担成倍增加，生活比以前更加困苦。


经济重心南移
水利发展与工具进步

　　安史之乱以后，黄河流域成为藩镇割据混战的角逐场所，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但江南地区却比较安定，又有不少北方人因避乱到江南，给江南增添了劳动人手。因此在唐朝后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仍能保持迅速发展的趋势。

　　在唐后期，江南人民掀起了一个兴修水利的热潮，他们用创造性的劳动，使江河为农业服务。大量陂塘堤堰的修整和兴建，不仅增加了灌溉面积，而且也使许多荒废的土地开辟成肥沃的农田。唐代修筑的水利工程，前期北方多于南方，后期南方则显著多于北方，这种升降变化反映了唐后期长江流域经济逐渐超过了北方。

　　除了水利的兴建外，生产工具也得到改进，这都促进了江南的粮食生产，在唐后期江南地区的粮食生产已居全国首位，漕运粮食到关中成了维系唐政权的命脉。


江南手工业

　　江南的手工业生产，在唐后期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以丝纺织而论，这时南方已超过北方。吴越是江南地区的丝纺织中心，贞元（785年～805年）以后，越州向朝廷进贡的丝织品达数十种之多，因而当时有“辇越而衣”的说法。荆州（湖北江陵）和宣州（安徽宣城）也成了丝织物的重要产地，荆州的贡绫、宣州的红线毯，都居全国的上选。棉织业在南方也有发展，而岭南的棉纺织似更普遍。

　　造纸业在唐代获得广泛发展，重要的产地多分布于南方。宣、歙、杭、婺、衡、越、均、益、韶等州，都是当时有名的产纸地区。益州所产麻纸和浙东所产藤纸，经久耐用，流行极广。盛唐以后，益州的造纸技术更有提高，花色品种也更多，荆、扬、交、广等地用桑皮造纸，称谷纸。韶州用竹造纸，开辟了以后竹纸迅速发展的历史。

　　另外，宣州泾县所造宣纸，细密均匀，洁白柔软，经久不变色，为书画家喜用的纸张。

　　六朝以后，饮茶风气由南方逐渐传到北方，到唐后期南北城乡已经饮茶成风。那时从南方运往北方的茶叶，数量很大。唐代植茶地区，遍及长江流域及闽广一带。由于茶叶的生产和销路大增，所以征收茶税成了唐后期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唐后期的商业

　　唐后期的商业也有显著的发展，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商业更为活跃。唐后期的扬州，是漕米、海盐、茶叶等货物的集散地，故“雄富冠天下”，商业更加繁荣。许多大食、波斯等外商在这里从事珠宝一类的奢侈品买卖。益州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西南地区出产的各种货物，多在这里运销外地，故商业亦极繁荣。时人称“扬一益二”，可见在唐后期，扬州、益州的经济地位已超越长安和洛阳。东南地区的杭州，到唐后期也发展成了繁荣的商业城市。

　　广州、泉州、明州是著名的对外贸易城市。770年（大历五年），外国商船到达广州的有四十多艘。它们载来了香料、药品、象牙、犀角、珍宝等货物，从中国贩走瓷器、丝绸等物品。唐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对外商务。唐末在广州居住的外国商人数以万计，在泉州也有不少外商居住。明州则是对日贸易的重要港口，许多商船从这里出海前往日本。

　　由于商业的发展，在扬州、长安、洛阳及汴州等一些大城市都出现了夜市。商业活动也逐渐突破了过去市、坊区分的严格限制，不少商人已在居民坊内开设店铺。当时还产生了柜坊和飞钱。柜坊亦称僦柜，它大概是由邸店分化而来。柜坊经营的业务，是代客商保管财物，并凭帖或信物，替存钱者支付款项，以收取柜租。德宗初年曾借长安柜坊的储款四分之一以助军费，可见那时柜坊是很多的。

　　飞钱亦名便换，是中国产生的最早的汇兑制度。这一制度产生于唐宪宗时期，办法是：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绘某道进奏院，或交给某军府、某使节、某富家，凭文券到指定地方取钱，这样就解决了搬运大量铜币的困难。上述现象反映唐代的商业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边疆及民族关系

灭东突厥

　　唐朝建立后，突厥贵族不断向内地袭扰，甚至两度率兵侵犯关中，进逼长安。在这种形势下，唐太宗采取了积极防御的策略。629年（贞观三年），唐太宗乘突厥内部分裂时，派李靖、李勣等统兵十余万分道出击，唐军给东突厥以沉重的打击，促使其灭亡。

　　东突厥亡后，唐政府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宁夏灵武县西南）一带，设置了顺、祐、长、化四个都督府，以安置内附的十多万突厥人。唐政府又把颉利可汗所统辖的今内蒙古地区，东面置定襄都督府，西面置云中都督府，下面设六个州，任用原来的突厥酋长为刺史，来管理当地的突厥部落。当时，突厥人迁居长安的近万家，突厥贵族被唐朝任命为将军、中郎将等五品以上官吏的达百余人。


战西突厥

　　西突厥所控制的西域地区，有许多以城郭为中心的小国。立国在今新疆天山南路的高昌（吐鲁番）、焉耆、龟兹（库车）、于田（和田）、疏勒（喀什噶尔），是当时较著名的五个地方政权。

　　在唐朝灭东突厥后，高昌王麹文泰曾到长安朝见唐太宗，焉耆王也遣使以通往来。但他们这种跟内地联系的友好要求，遭到了西突厥的阻挠。因此，唐朝在灭东突厥之后，开始和西突厥展开争夺西域的斗争。

　　628年（贞观二年），西突厥可汗统叶护在内乱中被杀，西突厥汗国发生分裂，在碎叶川（吹河）西南方者为弩失毕五部，在东北方者为咄陆五部，双方攻伐不休，削弱了西突厥的力量。635年，唐派兵降伏了以青海为中心的吐谷浑，打通了向西域用兵的道路。

　　640年（贞观十四年），唐军在侯君集等的率领下攻取高昌，以其地为西州，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吐鲁番西雅尔和卓）。唐军又占浮图城（新疆吉木萨尔），在此设庭州。642年至648年，唐军在接连打败西突厥后，又攻取焉耆、龟兹等地。天山南路各国纷纷摆脱西突厥的控制，归附唐朝。唐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统领龟兹、焉耆、于田、疏勒四镇，称“安西四镇”，四镇为唐经营西域的军事基地，对西域的统一起重要的保障作用。


控制西域

　　657年（显怯邺年），唐军灭西突厥汗国，控制了整个西域地区。唐朝在中亚碎叶川以东置昆陵都护府，以西置蒙池都护府，皆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原来役属于西突厥的中亚诸国也都归附唐朝。唐朝在于田以西、波斯以东的十六国之地，在乌浒河（阿姆河）以北的昭武九姓国之地（乌兹别克境内），也设置了许多都督府和州。这些州府称羁縻州，唐政府不向它征收赋税，其长官由原来的统治者充任。至702年（长安二年），武则天又在天山以北设置了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是唐朝设在西域的最高统治机构，前者管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及葱岭以西，楚河以南的广大中亚地区，后者管天山以北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游牧地区。

　　唐朝统一西域后，西域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密切了。唐朝的均田、府兵、租庸调等重要制度，都曾在伊州、西州等地推行。唐政府还在天山南路大兴屯田，使中原地区的先进农业技术进一步传播到西域。汉族文化也对西域人民有深刻影响。同时，西域的贵族、僧侣、乐工、画师等也大量进入内地，给汉族人民带来了西域文化和独特的农副产品，大大丰富了汉族文化的内容。 唐朝统一西域，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


薛延陀灭亡

　　突厥兴起后，居住在漠北的铁勒有薛延陀、回纥、都播、同罗等等部，都受突厥汗国的统治。

　　其中，薛延陀和回纥在东突厥汗国瓦解后，相继在漠北建立了政权。 薛延陀是由薛、延陀两个部落合成的。突厥分裂后，铁勒诸族也大多一分为二，因此在东、西突厥汗国境内都有薛延陀部众。

　　628年，薛延陀首领夷男率众击破东突厥的四部帅，被起义诸族共推为可汗。唐太宗为了拉拢夷男共同对付东突厥，册封他为真珠毗伽可汗。在东突厥灭亡后，薛延陀汗国的领土东接室韦（额尔古纳河一带），西至金山，南达漠南，北临瀚海，成为漠北的一大势力。645年，夷男死，其子多弥可汗立，暴虐无道，国内发生混乱。646年，回纥攻杀多弥，唐军乘机进兵，消灭了薛延陀的残余力量。

　　薛延陀亡后，漠北的铁勒族回纥、同罗等十二姓纷纷归属唐朝。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于其地设六府七州，内附诸部推唐太宗为天可汗。唐朝的行政权扩展到整个漠北地区。


回纥

　　回纥即今之维吾尔族祖先。隋末，药罗葛时健俟斤被回纥部众推为君长，时健死后，其子善萨继立。647年，唐朝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委任回纥酋长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但吐迷度在部落联盟内部却称可汗，署官吏，建立起汗国来。后突厥汗国时，攻占了铁勒族的住地，回纥等部经唐朝允许，迁徙甘、凉间居住，受唐朝保护。后突厥政权衰落后，回纥首领骨力裴罗联合其他部落起兵反抗，摆脱了后突厥的控制，并在744年称可汗。唐玄宗册封他为怀仁可汗。745年，怀仁可汗灭后突厥汗国，尽有突厥故地，成了漠北的强国。

　　回纥的国家制度，兼采突厥和唐制。可汗的子弟称特勒，别部领兵者称设，大臣有叶护、俟利发、达干、吐屯等，这是突厥制度。它还设置内宰相三人，外宰相六人，又置都督、将军、司马等，这是唐制；回纥可汗在九姓铁勒等部设立都督，加以管理。回纥汗国初期是奴隶制国家，在唐朝的强大影响下，到8世纪时，它已明显地进入封建社会。

　　回纥政权一直和唐朝保持着密切关系，每一任可汗都要经过唐朝的册封。安史之乱爆发后，回纥曾两次派兵帮助唐朝平定叛乱，加速了安史集团的灭亡。唐朝从757年（至德二年）起，每年送给回纥绢二万匹。回纥每年还要向唐朝运送几万匹马，以换取内地丝绢、茶叶等货物。回纥从唐朝得到的大量绢、茶等物品，除自用外，有很大一部分远销到中亚各地，这对其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据了西域和河西，唐朝和西域的经济交流遭到阻隔。由于回纥对唐友好，唐朝和西方商人多改道经回纥进行交易，因此，回纥一时成为陆上东西交通的枢纽。在这种情况下，回纥的商业呈现出空前的活跃，其商人到内地经商者常以千计，他们在内地置资产、店铺，有的和汉族通婚，久居不归。

　　回纥汗国内部充满着矛盾。黠戛斯和回纥连续交战二十多年。9世纪30年代末，回纥地区连年发生疾疫，又大雪成灾，严重地破坏了其经济。同时，回纥统治阶级的内部又不断自相残杀。840年，回纥将军句录莫贺勾引黠戛斯十万骑入侵，破可汗城，回纥汗国灭亡。

　　回纥汗国灭亡后，部众四散。一支迁移到河西走廊定居，一支进入吐鲁番，一支迁至天山北路及葱岭以西地区。后两支定居新疆的回纥，发展成今天的维吾尔人。


鼎盛阶段

　　西藏高原原来的居民称孟族。战国以后，有些羌族部落，如发羌、迷唐等部，逐渐迁移到今西藏地区。他们和当地人民相融合，繁衍发展，形成了吐蕃族。

　　建立吐蕃王朝的是活动在雅隆河谷的牦牛部，统一牦牛部各部落的叫弃聂弃赞普。“赞普”是雄强丈夫的意思，以后成了吐蕃君长的尊称。从弃聂弃开始，吐蕃确立了酋长世袭制度，第八世赞普布袋巩甲以后，吐蕃社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逐渐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

　　629年，年仅十三岁的松赞干布继赞普位，他削平了叛乱，统一了西藏。松赞干布还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他迁都到逻些（拉萨），从此逻些成为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他参照唐朝的中央官制和府兵制度，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军事制度。为了适应经济和政治的需要，松赞干布时开始采用历法，规定统一的度量衡，依据于田、天竺等文字创造了吐蕃文（以后发展成今天的藏文），又制定了残酷的法律。

　　松赞干布以后，吐蕃与唐朝进行了激烈的角逐。663年，吐蕃灭吐谷浑，又侵入西域，不仅完全控制了西域，而且夺走了河西和陇右地区。763年（广德元年），吐蕃一度攻陷唐都长安。在8世纪下半叶，吐蕃的国力达到了鼎盛阶段。


友好往来

　　吐蕃和唐朝虽然进行了长期的军事斗争，但友好往来一直是双方关系的主流。

　　641年（贞观十五年），唐太宗答应吐蕃的请求，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了大量物品，有锦帛珠宝、生活用品、医疗器械、生产工具、蔬菜种子，还有经史、诗文、工艺、医药、历法等书籍。唐高宗时，吐蕃又从内地引进了蚕种，唐朝并派酿酒、制碾碓、造纸墨的工匠到吐蕃传授技艺。

　　710年（景龙四年），唐金城公主又携带着锦缯各数万匹、多种工匠以及一个龟兹乐队进入吐蕃，嫁给弃隶缩赞赞普。吐蕃还通过互市，向唐朝购买茶叶、丝绸等物品。

　　随着唐蕃关系的日益密切，许多汉族人进入西藏，一些吐蕃贵族子弟也进入长安的国子学学习汉文化。双方派遣的使臣不绝于途，进行修好、朝贡、庆吊、会盟等活动。汉文化的输入对吐蕃社会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吐蕃文化对汉族也有一定的影响。当时，吐蕃的马和形制优美奇异的金银器等物品不断地传到内地，甚至吐蕃的赭面风俗也被汉族妇女所模仿。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加深了双方之间的情谊。729年（开元十七年），弃隶缩赞赞普向唐玄宗上表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旧唐书·吐蕃传》)说明在唐代汉蕃人民的关系已经不可分离了。


国力削弱

　　频繁的战争削弱了吐蕃的国力，进入9世纪以后，吐蕃开始由盛转衰，不能再向外扩张。821年（长庆元年），吐蕃可黎可足赞普派专使到唐朝请求会盟，缔结友好盟约。隆重的会盟仪式先后在唐都长安和逻些举行，盟文强调要永远和好相处。823年，在拉萨建立的唐蕃会盟碑，至今还屹立在大昭寺前，成了汉藏两族人民友谊团结的珍贵物证。

　　8世纪末叶以后，吐蕃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日趋激化。王室内部互相争夺，使吐蕃陷于分裂。吐蕃将领之间又发生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848年（大中二年），沙州（甘肃敦煌）人张议潮发动起义，唐人群起响应，很快占领了沙州。接着，张议潮又派兵攻取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以上地区在今甘肃、新疆、青海境内）等十州。851年（大中五年），张议潮遣其兄张议潭奉沙、瓜等十一州地图入朝，唐宣宗在沙州置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河陇地区又重新为唐朝所控制。


南诏国的统一

　　隋唐时期，在今云南地区错杂散居着许多部落，名号繁多，难以胜计。就种族来说，主要有白蛮与乌蛮。

　　唐初，乌蛮大体仍过着畜牧生活，还不会纺织，男女都用牛羊皮制衣，其社会发展较白蛮落后。从7世纪初叶到中叶，乌蛮征服了当地的白蛮，建立起六个诏。乌蛮称王为诏，六诏就是六个王国。六诏是：（1）蒙舍诏，在今巍山县境，因地居最南，故又称南诏；（2）蒙嶲诏，在今巍山县北部，为蒙舍诏北邻；（3）越析诏，在今宾川、风仪二县；（4）�摞葳�，在今邓川县；（5）浪穹诏，在今洱源县；（6）施浪诏，在�摞葳�东北。7世纪70年代以后，吐蕃势力进入洱海湖区北部。南诏距离吐蕃最远，受威胁较小，故仍依附于唐朝。唐朝为了抵御吐蓄，大力支持南诏进行统一战争。

　　到南诏王皮逻阁时，渐次消灭其他各诏，建立了统一的南诏国，都太和城（大理市南）。738年（开元二十六年），唐玄宗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此后，南诏扩大了疆域。在其最盛时，大致上占有今云南及四川、贵州的一部分，成为西南少数民族所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

　　南诏建立后，与唐朝和吐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794年，南诏出兵反抗吐蕃，摆脱了吐蕃的抑制和压迫。但9世纪30年代以后，南诏和唐的矛盾又激化，不断发生战争。830年底，南诏攻陷成都，大掠子女、百工数十万人及珍货而去，给唐朝造成巨大损失。


社会发展

　　南诏建立后，与唐朝和吐蕃进行了长期的斗争。794年，南诏出兵反抗吐蕃，摆脱了吐蕃的抑制和压迫。但9世纪30年代以后，南诏和唐的矛盾又激化，不断发生战争。830年底，南诏攻陷成都，大掠子女、百工数十万人及珍货而去，给唐朝造成巨大损失。

　　在唐朝的强大影响下，统一后的南诏，社会迅速发展。南诏参照唐制，建立了相当完备的政权组织。南诏也实行了均田制度。

　　南诏境内的生产关系比较复杂。封建制已经产生，但奴隶制还广泛存在，某些落后地区还停留在氏族制阶段。总的来说，南诏仍是一个奴隶制国家。

　　当时南诏耕田用二牛三人，一人在前牵牛，一人按犁辕，一人操犁。其耕作水平显然比汉族落后。南诏的纺织技术原来比较低，但自从成都的织工进入云南后，南诏的纺织技术就赶上了唐朝的水平。南诏的冶炼技术也相当进步，它所产的浪剑、郁刀、铎鞘等武器锋利无比，素负盛名。南诏的建筑大多模仿唐制。现存南诏时期的大理崇圣寺塔，巍峨壮观，就是由汉族工匠恭韬、微义设计建成的。

　　在南诏后期，大臣专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902年，汉族大臣郑回的七世孙郑买嗣推翻蒙氏南诏，自立为王，改国“大长和”。



对外交往

“丝绸之路”

　　唐朝的对外交通很发达，当时，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北路经今蒙古地区到叶尼塞、鄂毕两河上游，往西达额尔齐斯河流域以西地区。西路经河西走廊，出敦煌的玉门关西行，经今新疆境内有三条路可通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西南路经西川到吐蕃，可达尼泊尔和印度；或经南诏、缅甸到印度。往东经河北、辽东可到朝鲜半岛。


海路交通

　　海路交通方面，去日本有三条路：一是由登州（山东蓬莱）出发，渡渤海沿辽东半岛东岸和朝鲜半岛西岸到日本，二是由楚州（江苏淮安）出淮河口沿山东半岛北上，东渡黄海经朝鲜半岛到日本；三是由扬州或明州出海，横渡东海直驶日本。

　　到南亚诸国的海路，从广州经越南海岸，在马来半岛南端过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由此分别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斯里兰卡和印度。到西亚的海路，主要是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沿岸。

　　在唐代，还初步开辟了到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这些交通线，由于沿线的出土文物和沉船打捞而不断得到证实。以上事实说明，唐朝时期的中国是亚非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


日本“遣唐使”

　　唐朝时期，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这时日本社会正处在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的阶段，对唐朝的昌盛极为赞赏，因此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数量很多。

　　631年（贞观五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到838年（开成三年）止，日本派出遣唐使共十三次，另有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三次。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一般不超过二百人，从8世纪初起，人数大增，如717年、733年和838年派出的三次遣唐使，人数均在550人以上。

　　1970年在西安发现的日本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日本奈良东大寺内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乐器、屏风、铜镜、大刀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带回去的。为了吸收中国的文化成果，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来唐学习，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如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长期留居中国，擅长诗文。在唐历任光禄大夫、秘书监等职。他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有着深厚的友情，常作诗相酬赠。日本留学生回国以后，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空海与鉴真和尚

　　日本来中国学习的学问僧共约九十余人，其中最著名的是空海。他于804年（贞元二十年）来中国，在长安青龙寺向惠果学密宗，回国时带回一百八十多部佛经，在日本建立了密宗。他还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字有深刻的研究，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僧人也不断东渡日本，沟通中日两国的文化，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鉴真和尚。

　　鉴真，姓淳于，扬州人。他对于律宗有很深的研究，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他应日本圣武天皇的约请东渡日本，经过六次努力，历尽艰险，双目失明，终于在754年（天宝十三年）携弟子到达日本，时已年近七旬。鉴真把律宗传到日本，同时还把佛寺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传授给日本。日本现存的唐招提寺，就是鉴真及其弟子所建，它对日本建筑有重要的影响。鉴真精通医学，尤精本草，他虽双目失明，但能以鼻嗅分辨各种药物，对日本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日本政治与教育

　　在政治方面，645年（贞观十九年），日本参考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施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仿照隋唐的官制，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参照隋唐律令，制订了《大宝律令》。

　　在教育方面，天智天皇时期在京都设立大学，以后学制逐渐完备，各科学习的内容基本上和唐朝相仿。


语言文字

　　在语言文字方面，8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记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吉备真备用汉字楷体偏旁造成“片假名”，空海采用汉字草体造成“平假名”。这些新体文字的发明，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文学艺术

　　在文学方面，唐代丰富多彩的文学，深为日本人所欣赏。唐朝著名作家的诗文集相继传入日本，其中形象鲜明、语言通俗的白居易诗，尤为受到喜爱。而留学生晁衡、吉备真备、橘逸势等人对中国的诗文都有很深的造诣。

　　在艺术方面，唐朝的音乐、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等也纷纷传入日本。日本吸取了唐朝的乐制，并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唐乐。日本宫廷还请唐乐师教授音乐，唐朝的不少乐书、乐器陆续传入日本。唐朝的绘画也深受日本人的喜爱，唐人绘画经日本画家仿效摹绘者，称为“唐绘”。

　　在科学技术方面，唐朝先进的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雕板印刷等陆续传入日本。中国式的犁和大型锄传入日本并开始普遍使用。日本仿照唐的水车，制造了手推、牛拉、脚踏等不同类型的水车。唐朝的《大衍历》、《宣明历》，也被日本所采用。中国著名的医学著作《素问》、《难经》、《脉经》、《张仲景方》、《神农本草》和《诸病源候论》、《千金方》等书先后传入日本，他们结合自己的医疗经验，创建了“汉方医学”。7世纪以前，日本没有固定的都城，694年（延载元年）兴建了第一个都城藤原京。710年（景云元年），修建了平城京，794年（贞元十年）修建了平安京。这些城市的设计、布局都是摹仿唐长安城的。建筑所用砖瓦的纹饰也和唐代略同。


日本生活习惯

　　在生活习惯方面，唐人打马毬、角抵、围棋等体育活动，亦先后传入日本。

　　茶叶于奈良时期传入日本，到平安时已兴起喝茶之风。唐服传入日本，亦为日本人所喜爱。

　　在节令方面，端午节饮菖蒲酒，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九月九日重阳节，都由唐朝传入日本。当时中日关系之密切，于此可见一斑。


新罗统一朝鲜

　　唐初，朝鲜半岛上仍然是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的鼎立局面，他们都遣使和唐朝往来。唐太宗在平定东突厥和高昌后，以高丽联合百济进攻新罗为借口，于644年（贞观十八年）出水、陆十万大军进攻高丽，第二年败回。唐高宗时，继续对高丽用兵。

　　660年（显庆五年），唐先灭百济。666年（乾封元年），唐又派兵攻高丽，两年后攻下平壤，灭高丽。唐朝在高丽设置了都督府、州、县等行政机构。以后由于新罗的反抗，唐朝的势力退出朝鲜，新罗于675年（上元二年）统一了朝鲜半岛。


中朝友好关系

　　新罗统一以后，和唐朝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新罗商人来唐贸易的很多，北起登州、莱州（山东掖县），南到楚州、扬州，都有他们的足迹。新罗商人给唐朝带来了各种土特产品，从唐朝贩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物品。

　　新罗还经常派大批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中，以新罗人为最多。840年（开成五年），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次就达百余人。新罗留学生不少人参加过唐朝的进士科举考试，有人进士及第后，还留在唐朝做官。

　　唐朝文化对新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和巨大的。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的历法。639年至749年，新罗相继设立了医学、天文和漏刻博士，来研究唐朝的医学、天文和历法。8世纪中叶，新罗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建其行政组织，788年，新罗也采用科举制来选拔官吏。朝鲜原来没有文字，7世纪末，新罗学者薛聪创造了“吏读”法，用汉字作为音符来标记朝鲜语的助词、助动词等，帮助阅读汉文，对文化的普及起了推动作用。当时，新罗使臣把茶种带回国，从此朝鲜开始种茶。唐末五代时，雕板印刷术也传到了朝鲜。

　　在长期的友好往来中，朝鲜文化对唐朝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高丽乐继续受到唐人的欢迎。在长安居住着不少朝鲜音乐家，他们对中朝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当时，在唐朝进口的货物中，以新罗的数量最大，这都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


唐朝与越南

　　唐朝时，在越南中部立国的还是林邑。623年和625年，林邑王范梵志两次遣使来唐通好。

　　625年，唐高祖曾举行盛宴欢迎林邑使者，并赠送使者锦、彩等丝织品。贞观时，林邑也一再派使者送来驯象、五色带、朝霞布及火珠等物。高宗、玄宗时期，林邑仍经常遣使来唐。749年（天宝八年）曾送来真珠一百串、沉香三十斤、驯象二十只。

　　至德以后，林邑改称环王国，仍和唐朝通好。终唐之世的近三百年中，林邑使臣来唐达十五次之多。

　　在长期的交往中，唐代的典章制度也传播到越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唐朝与真腊

　　真腊原是扶南的藩属，6世纪后期它以武力推翻了扶南王朝，建立以吉蔑族为核心的高棉王国。617年（大业十三年），真腊国建立不久，便派出使者到中国通好。唐朝时，两国邦交进一步密切。623年（武德六年），真腊派使者来唐。628年（贞观二年）又同林邑一起派使者来唐，唐太宗回赐了很多礼品。以后，真腊国的使者屡次携礼物来聘问。

　　当时，真腊也是与唐朝有重要通商关系的国家之一，双方的贸易联系相当频繁。


中印交往

　　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唐时统称为天竺。唐初，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戒日王）征服了天竺五部，以后就不时遣使来通好，唐太宗也一再派出使者报聘。当时两国的贸易往来极为频繁。孟加拉、印度半岛东西两岸，经常有中国商船泊港；印度的商船也经常到广州、泉州来贸易。唐朝输往印度的商品有麝香、丝织品、瓷器及铜钱等。从印度输入的物品有宝石、珍珠、棉布、胡椒等。

　　长期的友好往来促进了中印的文化发展。在文学方面，由于佛教经典的翻译，中国产生了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的变文。在艺术方面，敦煌、云冈、麦积山以及洛阳龙门石窟的壁画和雕塑，都保留着印度北部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此外，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天文、历法、医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也陆续传入，对中国产生较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7世纪末叶，中国的纸经中亚传到了印度，以后又经尼泊尔传去了造纸术。从此，印度结束了用白桦树皮和贝叶写字的时代。


高僧玄奘

　　在唐代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两国的佛教徒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的高僧玄奘和义净。

　　玄奘姓陈，河南缑氏（河南偃师县南）人。627年，他从长安启程去天竺游学。途经今天的新疆及中亚各国，饱经风霜，历尽艰险，最后到达了巴基斯坦和印度。他游学十九年，走遍了五天竺各地。

　　645年（贞观十九年），玄奘结束了历时十九年、跋涉五万余里的伟大行程，回到长安，带回了梵文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他在长安慈恩寺专心译经，二十年间译出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这些佛经后来在印度大部分失传，中文译本就成了研究古代印度文学、科学的重要文献。在印度留学时，玄奘把秦王破阵乐介绍到了印度。回国后，他又把老子《道德经》译成梵文，送往印度。此外，玄奘还将这次所经历的各地区的风土、人情、物产、信仰和历史传说等等，撰写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成为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印度半岛等国的历史、地理和中西交通的宝贵资料。


昭武九姓国

　　唐朝时，在今中亚锡尔河以南至阿姆河一带，有称为“昭武九姓国”的康、安、石、曹、米、何、史、火寻和戊地九国。相传九国的祖先是月氏人，为匈奴所迫，迁居此地，故总称昭武九姓。

　　这些国家善商贾，很早就和中国通商。唐平西突厥后，他们名义上内附于唐，实际上唐朝并不管他们的内政，这就便利了他们和唐朝的交流。当时在中国的外商，以这些国家的为最多。

　　近年在西安、洛阳出土了许多昭武九姓中曹、石、米、何、康、安诸姓的墓志，他们有的为唐立了军功，有的担任过唐的军政职务。石国、康国的胡腾舞、胡旋舞和柘枝舞也传入长安，为唐人所喜爱。说明昭武九姓国与唐朝关系是很密切的。


阿富汗

　　在中亚还有吐火罗国，即今之阿富汗。唐初，吐火罗多次派使臣来唐通好，唐高宗亦曾派使者到那里访问。玄宗时期，双方往来更为频繁。如724年（开元十二年），吐火罗使臣一次就给唐朝带来乾婆多罗等药物二百余种。


波斯

　　唐时期与西亚的波斯和东罗马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波斯萨珊王朝，由北魏到隋唐与中国的关系都很密切。7世纪中，波斯为大食所灭。波斯王卑路斯及其子泥涅斯，先后定居长安，后皆客死唐朝。当时有许多波斯人流亡到中国，并且落户。

　　波斯商人的足迹，遍于各地。在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城市中开设的波斯胡店，以经营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品而驰名。在今天的吐鲁番、西宁、西安、太原以及广东的英德等地，都曾发现过波斯萨珊朝的银币，有的数量还很多，这证明唐朝和波斯的商业贸易是很繁盛的。

　　波斯和唐朝在文化上互相促进、互相影响，关系密切。波斯输入唐朝的东西很多，其中有菠菜和波斯枣。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等商品源源不绝地远销波斯，并通过波斯转输西方。现代在伊朗境内曾发掘出不少唐三彩，即为明证。


东罗马

　　643年（贞观十七年），东罗马遣使来唐，献赤玻璃、石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书答礼，并回赠绫、绮等丝织品。

　　在唐前期，东罗马遣使凡七次。东罗马的皇帝、贵族、妇女都喜爱服用中国的丝织品，所以当地成为唐朝丝织物的重要转输地。东罗马的医术和吞刀吐火等杂技也传到了唐朝。现代在西安、咸阳等地都曾发现东罗马金币。


阿拉伯

　　唐朝称阿拉伯为大食。7世纪初，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统一阿拉伯半岛后，东灭波斯，西陷开罗，建立了势力达到中亚、南亚和北非的阿拉伯帝国。

　　651年（永徽二年），大食遣使和唐朝通好，此后，大食遣使来唐有三十七次之多。大食所辖阿拉伯一带商人到中国的也不少。当时，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处都有他们的足迹，不少人在中国定居落户，有的还在唐朝任职。

　　751年（天宝十年），唐将高仙芝在怛罗斯战役中为大食所败，不少唐兵被俘，其中包括造纸工人。大食利用他们的技术设厂造纸，于是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中亚，又传到西亚，最后西传到了非洲和欧洲，为西方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近**古工作者曾在伊拉克底格里斯河西岸的沙玛拉城遗址，发掘出大批中国陶瓷，其中有唐三彩、白瓷和青瓷三种，在北非的福斯特（即开罗古城）遗址中，曾发掘出唐朝的青瓷器。这些来自中国的工艺品正是中阿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唐末农民大起义

土地兼并

　　统治的黑暗和残暴在唐朝后期政治极为腐败的情况下，土地兼并异常激烈。地主官僚的田庄遍布全国，大量农民破产失去土地。所谓：“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

　　两税法实行不久，由于钱重物轻和税额不断增加，农民所受的剥削日益加重。例如：由于钱重物轻，万钱原纳绢三匹，十五年后就必须纳绢六匹，人民的负担加重了一倍。在税额方面，两税法公布后的第三年（建中三年），每千钱加税二百文。而792年（贞元八年），剑南西川观察使韦皋，又奏请加征十分之二。


增加税额

　　唐末，随着地主阶级的日益腐朽，地方官任意增加税额的情况更趋严重。除了增加两税的剥削外，统治者还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把大量的苛捐杂税强加在人民头上。主要的有：盐、酒、茶、漆、竹、木、金、银、蔬菜、水果、木炭、食粮、布绢、牲畜等税。几乎无物不税，名目繁多，难以计数。

　　当时，在杂税中对人民生活影响最大的是盐税。德宗以后，盐价日增，百姓买不起盐，只得淡食。宣宗大中年间，仅河中两池盐就岁收盐利121.5万余贯，全国盐利的收入不下600万贯。随着盐利的增多，盐价必然日益提高。官盐价贵，人民吃不起，必然买价钱便宜的私盐。唐政府为了保证对盐利的垄断，便制定残酷的法律，镇压买卖私盐的人。残酷的镇压并没有消灭私盐贩的武装力量，相反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大。这种盐贩武装，是唐末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有的人还当了农民起义军的领导。


和籴、和市

　　唐政府还以“和籴”、“和市”等名目，向人民巧取豪夺。

　　所谓和籴、和市，就是唐政府定出低于市场的价钱强买食粮或布绢等物。如812年（元和七年），唐政府和籴粟123万石。825年（宝历元年），又在两京和河西和籴200万斛。这些和籴的东西，多不给钱，或只给很少的钱，史称其“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民”。


阶级矛盾激化

　　人民生活的痛苦，阶级矛盾的激化，社会危机的加深，连官僚集团中的少数有识之士也有所觉察。懿宗时期，翰林学士刘允章在《直谏书》中指出了当时国有九破、民有八苦，九破是终年聚兵、蛮夷炽兴、权豪奢僭、大将不朝、广造佛寺、赂贿公行、长吏残暴、赋役不等、食禄人多而输税人少；八苦是官吏苛刻、私债征夺、赋税繁多、所由乞敛、替逃人差科、冤屈不得申理、冻无衣饥无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等。说明唐王朝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也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浙东等地农民起义

　　浙东是唐政府财赋所出的主要地区之一，农民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这里又是统治者军事力量较薄弱的地区，“甲兵朽钝，见卒不满三百”。859年（大中十三年），终于在浙东爆发了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揭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这次起义历时八个月，曾一度建立了天平农民政权。

　　868年（咸通九年），又爆发了庞勋领导的桂林戍卒起义。这支起义军发展到二十几万人，所向披靡，很快占领了淮南、淮北广大地区，并攻下了都梁城（江苏盱眙县北）和淮口，切断了从江淮通往长安的漕运线，沉重地打击了唐王朝。史称“唐亡于巢，而祸基于桂林”。869年，庞勋领导的起义失败，但他们成了以后爆发起义的火种。


大起义爆发

　　873年（咸通十四年），关东地区遇到了一场严重旱灾，无数百姓死于饥荒。在这种情况下，唐政府不管农民的死话，仍派大批人员到地方上催交赋税，广大人民被逼得无路可走。当时曹州（山东菏泽县北）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它鼓动着人们起来推翻唐王朝的残暴统治。

　　875年初（乾符元年底），濮州（河南范县南）人王仙芝领导几千人在长垣（河南长垣）起义。他以天补均平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的名义传檄诸道，痛斥唐政府官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深得人民的拥护。

　　875年六月，王仙芝打下了濮州和曹州，众至数万。这时，黄巢率领数千人在冤句（山东菏泽县西南）起义，响应王仙芝。

　　黄巢，曹州冤句人，出身于盐商家庭，与王仙芝同贩私盐。黄巢与王仙芝两支农民起义军合到一起，共同作战。淮南和河南一带的农民也纷纷起来反抗唐统治者，“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农民大起义的烈火迅速燃烧起来。


起义军发展

　　876年（乾符三年）七月，起义军在沂州（山东临沂）被打败。起义军采取避实击虚流动作战的方针，转向河南进军，起义军南下攻唐、邓，转战于荆、襄，又转而进围舒州，击庐、寿、光等州。878年，王仙芝动摇，打算归顺唐朝，但不久战败被杀。其余部加入黄巢队伍。黄巢自称“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继续领导起义。之后起义军渡江，接连攻下了虔（江西赣州）、吉（吉安）、信等州，先挥戈浙西，再转战浙东。以后，起义军克服了种种困难，进入福建境内，一举攻下福州。

　　879年，黄巢率起义军向广州转进，克广州城，俘唐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起义军又分兵西取桂州（广西桂林），控制了岭南的大部分地区。广州是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和重要的财赋供应地之一，又是岭南的政治、军事要地。起义军到达广州后，唐政府极为恐慌，急忙任命宰相王铎为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驻江陵，又任命李系为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使他率兵十万屯驻潭州（湖南长沙），“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

　　起义军在广州休整之后，即决定北伐。黄巢向全国发布檄文，揭露了唐朝宦官专权、官吏贪暴、纲纪败坏、科举失才等弊政，提出了“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的政治主张。879年十月，黄巢率大军自桂林顺湘江乘船北上，连下永州（湖南零陵）和衡州（衡阳），很快攻下了湖南重镇潭州，歼灭唐军十万，李系逃跑。起义军号称五十万，乘胜进攻江陵。起义军在荆门受阻，损失甚重，不得不改变路线，渡江东走，转战于江西、安徽、浙江等地，队伍又迅速扩充到二十几万人。880年（广明元年）七月，起义军自采石渡过长江，攻下和州（安徽和县），渡过淮河，进入两淮地区，沿途农民踊跃参加起义军，起义队伍速度扩大到六十万人。于是，起义军兵临东都洛阳。黄巢称“天补大将军”，向唐节度使发布文告，把打击的主要锋芒指向以僖宗为首的唐最高统治者，以减轻阻力。唐朝东都留守刘允章遂率领文武官投降。

　　起义军自洛阳继续向潼关进军。十二月初，起义军的先头部队抵达潼关，“白旗满野，不见其际”。在没有经过大战的情况下，唐军全部溃逃。起义军入关，飞速向长安进军。潼关被起义军占领的消息传到长安之后，唐王朝立即陷入一片混乱，宰相卢携自杀，官员们也纷纷窜匿。僖宗在宦官田令孜的护卫下，仓惶南逃。十二月五日，起义军先头部队进入长安，不久，黄巢亲率大军进入长安，“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

　　880年十二月十三日，起义军正式建立农民政权，国号“大齐”。黄巢称皇帝，年号为“金统”。以尚让、赵璋等为宰相，孟楷、盖洪为左右军中尉，朱温、张言、李逵等为诸卫大将军、四面游奕使，皮日休等为翰林学士。 起义军自878年三月渡江南下，至880年十二月打下长安建立大齐农民政权，共两年十个月，这是起义军发展极盛的时期。


起义军的力量衰弱

　　农民起义军建立大齐政权后，黄巢等领导人满足于既得的胜利成果，麻痹轻敌，没有派劲旅追歼唐王朝的残余力量。因此，唐中央得以重新站稳脚跟，向各地节度使发号施令来围攻起义军。其次，起义军渡江北上后，已有了建立根据地的良好条件，但起义军领导人只注意流动作战，招降纳叛，连洛阳这样的要地，也没有派重兵驻守。进入长安后，他们也没有乘唐政府分崩离析的大好形势，有计划地消灭关中的节度使势力，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这样，起义军逐渐由主动变为被动。

　　881年三月，僖宗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指挥各路大军进攻起义军。郑畋传檄各地节度使出兵围攻起义军，被起义军招降的节度使相继背叛，从四面包围长安城。

　　882年（中和二年）正月，僖宗又任命王铎为宰相，兼任诸道行营都统，统帅各路唐军包围长安。起义军号令所行，不出同（同州，陕西大荔县）、华（华州，陕西华县）。在唐军长期包围下，起义军的处境日益困难，粮食极为缺乏，不得不以树皮等物充饥。九月，起义军的同州防御使朱温叛交，投降唐朝。僖宗任命他为河中行营副招讨使，赐名“全忠”。

　　唐统治者看到光靠已有的军事力量，还不能把起义镇压下去，便请求沙陀贵族李克用协同镇压。十二月，李克用率领四万军队到达同州，唐任命他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朱温的叛变和李克用的参战，增强了唐王朝的力量。883年二月，起义军与三路唐军大战，结果起义军失利，伤亡数万人。


起义失败

　　黄巢在“兵数败，食复尽”的情况下，带领十五万起义军撤出长安，向河南退却。沙陀兵和唐军进入长安后大肆烧杀抢掠，造成“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的悲惨景象。五月，起义军退到河南，围攻蔡州（河南汝南），并分兵攻打河南、山东的数十个州县。攻陈州（河南淮阳）时，遇到唐军的顽强抵抗，陈州之役一直持续到884年（中和四年）三月，起义军前后围攻近三百天，仍没有攻下陈州。起义军长期胶着在陈州附近，失掉了转移到有利地区发展力量的大好时机，进一步陷于被动。

　　同年五月，起义军在中牟县北渡汴河时，突然遭到李克用的袭击，损失惨重。尚让等一部分农民军将领投降。黄巢带领千余人向山东撤退，六月，起义军被包围在瑕丘（山东兖州西），起义军终因寡不敌众，牺牲殆尽。黄巢至死不屈，最后在泰山狼虎谷自刎而死。

　　大起义的主力军虽然失败了，但黄巢余部的反抗并没有停止。黄巢的侄子黄浩带领七千农民起义军，坚持斗争达十六年之久。


光辉的篇章

　　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首先，起义军规模空前，人数达到六十多万人，南征北伐，横扫了大半个中国，唐军纷纷溃败，不少州县被攻破，许多官僚被惩处，使唐政府陷于土崩瓦解。唐朝腐朽统治的瓦解，为封建社会的发展减轻了阻力。

　　其次，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各地，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使阶级关系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残存的士族集团“丧亡且尽”。腐朽的士族终于被摧毁，成为历史的陈迹。农民起义军在政治上沉重地打击地主阶级的同时，也扫荡了地主阶级的田宅、财产。所谓“广侵田宅，滥渎货财”。如在诗人韦庄的《秦妇吟》里描写了洛阳附近一个拥有良田数百亩的地主，家产一半被农民军没收，另外的一半被唐军抢掠一空，这个地主只得四处流浪。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削弱，自耕农民的增多，土地高度集中和农民大量破产逃亡的状况有了某些缓和；同时，佃客的地位亦有某些改变。这就为五代和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农民起义军在战斗过程中，也打击了残暴的藩镇势力。如在880年（广明元年），农民起义军北伐时“所在雄藩，望风瓦解”，为后来的统一减少了某些阻力。

　　最后，在这次大起义的过程中，王仙芝、黄巢先后以“天补均平大将军”和“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的称号发布檄文，号召广大农民群众起来推翻唐王朝的封建统治。像这样打出“均平”的旗号，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还是第一次。它说明农民斗争已不仅仅是反对封建暴政、徭役、赋税和人身隶属关系，而且逐渐明确了反对豪强兼并，要求平均财富的认识。这种平均思想的萌芽对宋代农民起义所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具有直接的影响。


藩镇之争

　　黄巢起义失败之后，唐王朝名存实亡。史称：“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镇废置，不自朝廷”，“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经过这场风暴，唐王朝只剩下一个空壳。藩镇之间经过互相攻战，最后仅剩下十几个。当时势力最强的是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在河南），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在山西），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在陕西凤翔），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在河北北部），镇海节度使钱镠（在浙江），淮南节度副大使杨行密（在江苏扬州），西川节度使王建（在四川成都）。

　　在这些藩镇中，又以朱全忠和李克用的势力最大。889年（龙纪元年），朱全忠打败了河南最强的藩镇秦宗权之后，“军势益盛”。900年（光化三年），又打败了刘仁恭，控制了河北地区。朱全忠与李克用为了扩大地盘及控制唐帝，连年进行战争，兵连祸结，人民不胜其苦。到902年（天复二年），朱全忠率大军终于打败了李克用的军队。


朱全忠夺权

　　唐僖宗死后，宦官杨复恭立僖宗之弟李晔为帝，是为昭宗。这时宦官与朝官之间的斗争，也越演越烈，各自拉拢藩镇以为援助。901年，宦官韩全诲勾结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宰相崔胤勾结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四人各为表里，都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韩全诲逼昭宗至凤翔，投依李茂贞，朱全忠带兵七万入关。

　　903年，朱全忠打败了李茂贞。李茂贞杀宦官韩全诲等七十余人，与朱全忠和解，并将昭宗交给朱全忠，于是昭宗又回到长安。崔胤指责宦官“大则构扇藩镇，倾危国家；小则卖官鬻爵，蠹害朝政”。朱全忠以此为理由杀宦官数百人，于是，宦官在这次事变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904年（天祐元年），朱全忠杀宰相崔胤等，逼昭宗迁都洛阳。同年八月，又杀昭宗，立昭宗十三岁的第九子李�畚�傀儡皇帝。第二年，朱全忠为了减少他称帝的阻力，又将宰相裴枢、崔远等朝士三十余人杀死。907年，朱全忠废李�郏�自立为帝，国号梁（史称后梁）。朱全忠封李�畚�济阴王，次年杀李�邸Ｌ瞥�自618年（武德元年）建国，至907年（开平元年）被朱全忠篡夺，前后存在了289年。



唐朝文化

宗教与哲学
祆教和摩尼教

　　唐朝时期，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人民的精神统治，积极提倡各种宗教。当时，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许多外国宗教在中国传播开来。

　　从波斯传来的有祆教、摩尼教和景教。祆教又名拜火教，曾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国教。唐代长安、洛阳、武威、敦煌等地都设有祆祠。唐政府中设有萨宝府，是专管祆教的机构。

　　694年（延载元年），波斯人拂多诞持摩尼经典《二宗经》来朝，这是摩尼教传入中国之始。回纥助唐平安史之乱时，曾从洛阳携带四个摩尼教师回国，摩尼教又传到回纥地区，并成为回纥的国教。768年（大历三年），唐代宗准许回纥在长安建摩尼教寺，赐额“大云光明寺”。771年，回纥又请于荆、扬、洪、越等州建大云光明寺，这说明摩尼教在南方也有所流传。


景教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638年，唐太宗下诏准许波斯景教僧阿罗本在中国传教。阿罗本在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高宗时，允许在各州建景教寺院。

　　景教寺原称波斯寺，天宝年间玄宗令改名大秦寺。现藏陕西省博物馆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在唐朝大秦寺遗址上出土的珍贵文物。碑文记叙了景教在唐代传播的情况，还用叙利亚文和汉文对照刻了七十二个景教僧徒的名字。

　　此外，唐代在长安、广州、扬州等地曾有不少大食商人，他们信奉的伊斯兰教也在这些地区流传，据说当时长安就建有清真寺。


道教

　　祆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主要是在西域胡商中流传，唐人信仰的并不多。在唐朝流行的主要宗教还是道教和佛教，其中又以佛教的势力最大，影响最深。

　　道教尊老子李耳为教主。因为唐朝的皇帝姓李，所以从李渊起皇帝就以教主的后裔自居，积极扶植道教，企图借助神权来巩固皇权。666年（乾封元年），高宗下令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进一步尊老子为大圣祖，令人画老子像颁于天下，要求生徒皆习《老子》、《庄子》等，又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等，以壮大道教的势力。玄宗还派人四处搜寻道经，编纂《道藏》3744卷。当时两京和各州府都建有玄元皇帝庙，道观也很多，仅长安就有三十所。据统计，到884年（中和四年），全国共有1900余所道宫，道士达1.5万余人。


佛教

　　佛教在唐代也有新的发展。由于南北朝以来新的佛经不断传入和对教义的不同解释，所以在唐代逐渐形成了许多佛教宗派。

　　各派虽有差异，但基本精神却是相同的。它们都提倡灵魂不灭、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迷信说教，引导人们逆来顺受，安心现状。所以，它们都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在诸派别中，以智�芪�代表的天台宗、以玄奘为代表的法相宗、以法藏为代表的华严宗和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的影响较大。


禅宗的代表慧能

　　以慧能（638年～713年）为代表的禅宗，兴起较晚，但影响却远远超出其他各派。“禅”是梵语音译“禅那”的简写，意思是静虑。静坐沉思，称为“坐禅”或“禅定”，是佛教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

　　禅宗相传是由南印度僧人达摩在北魏时创立。武则天时，禅宗分为南、北二宗。禅宗五祖弘忍大师有两个大弟子，一为神秀，一为慧能，神秀创立北宗，慧能创立南宗。南、北二宗各把自己的主张归纳为四句偈。神秀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就是说，通过长期苦修，排除杂念，然后才能渐悟成佛。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能反对神秀的渐悟说，主张佛在心内，只要净心、自悟，就不必苦修，不必背诵大批的经卷，便可以顿悟成佛。

　　慧能的这种简单速成的方法，对于那些陷于水深火热而看不到出路的广大百姓，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对于地主官僚，这种廉价进入天堂的方法，既可以使他们空虚的灵魂得到寄托，又可以收到消除人民斗志的好处，自然也受到欢迎。因此。南宗终于战胜了北宗，得到广泛流传。到唐后期，它几乎取代了佛教的所有各宗派，垄断了佛坛。



　　整个唐代，佛、道二教的斗争一直很激烈。唐高祖和太宗把道教置于佛教之上；武则天为反李唐皇室，又把道教压在佛教之下。唐武宗为了打击极度膨胀的寺院经济势力，听从道士的建议下令灭佛。宣宗继位后，又下令扶植佛教。由于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简化了教义和修行方法，吸收儒家的一些思想因素，增添了世俗宗法色彩，逐步从外来宗教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加强了自己的竞争能力，因此，在与道教的斗争中，占有一定的优势。


反佛斗争　

　　佛教的流行，造成了寺院经济和僧侣地主势力的恶性膨胀。寺院享有免役免税等特权，僧侣地主利用这种特权与世俗地主政权争夺地租和劳力，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世俗地主与僧侣地主在政治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冲突。

　　唐初反佛斗争的代表人物是傅奕。他认为佛教僧徒“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主张废除佛教，令僧尼还俗。傅奕反佛是从维护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地主阶级政权的利益出发的。傅奕把人的“生死寿夭”归结为自然原因，揭穿了佛教徒所宣扬的佛决定一切的说法。傅奕还曾把魏晋以来的反佛人物编为《高识传》，作为反佛斗争的武器。


韩愈与《韩昌黎全集》

　　唐朝时期，反佛斗争最有影响的人物则是韩愈。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河阳（河南孟县）人，其著作编为《韩昌黎全集》。

　　他在《原道》和《论佛骨表》中，从三个方面对佛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一是指责佛道耗费大量财富，加重百姓负担；二是指责“佛本夷狄之人”，让佛教凌驾于儒学之上，有被同化为夷狄的危险；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一点，是指责佛教灭弃封建伦常。

　　为此，韩愈主张废除佛道，勒令僧道还俗，发扬儒家之道以取代佛道的宗教理论。819年（元和十四年），陕西凤翔法门寺有一块佛骨，唐宪宗要把它抬到宫中供养，在皇帝的带动下，上下人等“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敬钱，自朝至暮”，掀起了一场迎佛骨的宗教热潮。对此，韩愈上书表示反对。他指出，这种迷信风气如不制止，将造成严重恶果，应当把所谓的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

　　韩愈的反佛言论触怒了宪宗，几乎因此丧命，后遭贬斥，但他反佛的斗志并未消沉。


柳宗元与《柳河东集》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山西永济）人，其著作收入《柳河东集》。

　　柳宗元在《天说》、《天对》及《答刘禹锡天论书》等文章中，表达了一定的进步思想。他认为宇宙是由混沌、运动着的元气构成。宇宙没有起点，也没有极限，自生自灭，自己运动变化，不受造物之神的主宰。大地、元气、阴阳就像瓜果、草木一样，都是自然物质，没有意志。他明确指出，生殖与灾荒是自然现象，社会的治乱则是人事，“其事各行不相预”。因此，他主张要重视人事而不空谈天命鬼神。


刘禹锡与《刘梦得集》

　　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彭城（江苏徐州）人，其著作被编为《刘梦得集》。

　　他在《天论》中进一步补充了柳宗元关于天的进步思想，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著名学说。刘禹锡认为，自然界（天）和人类社会各有自己独特的规律。它们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作用。天不能干预人间的治乱，人也不能干预气候的变化。因为存在相互作用，所以天与人又能够“交相胜，还相用”。当社会法制畅行，是非清楚，人们了解祸福的原因，这时“人理”就能战胜以“强弱”为准则的“天理”，人们就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天命，这是人胜天。反之，当法制破坏，是非颠倒，人们感到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时人们就会把社会造成的祸福归之于“天命”，从而产生宗教迷信，这就是天胜人。刘禹锡相信，只要人类能够维持法制和是非，就一定能胜天。


经学

　　唐代时期，科举都要考试儒家经典，因而推动了经学的发展。其经学发展的突出表现有：首先是考订经文。唐太宗以儒经“文字多讹谬”，不利于学生学习，令颜师古考订《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和《左传》等五经经文。颜师古多所订正，撰成《五经定本》，后颁布全国，成了官定的统一课本。837年（开成二年），在郑覃的建议下，唐政府又刻成了著名的《开成石经》。

　　《石经》现存陕西省博物馆，共114石，650252字。以上工作消除了五经文字歧异的弊病。其次，解释经义。唐太宗还令孔颖达与诸儒撰五经义疏。孔颖达采摘南北朝时期经师的义疏，成书180卷，名曰《五经正义》，消除了经学的门派之见。


纪传体史书

　　唐朝以前，史书大都是私家著作，唐太宗开始设立史馆，指定专人编修前代和本朝国史，并令宰相监修。从此，作为正史的纪传体史书的编修工作，完全操于封建政府之手。

　　史书编修工作上的这一重要变化，反映出封建统治者更加重视总结统治经验，加强思想控制。唐以后各朝沿袭此制，连续修史，遂相沿成为一种制度。唐代编成的正史很多，二十四史中，唐朝编修的有八部，即《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六部，以及由李延寿私人编修而获得政府批准成为正史的《南史》和《北史》两部。鉴于梁、陈、北齐、周、隋五史没有《志》，后来又增修了《五代史志》，这就是现在《隋书》中的《志》。


《史通》

　　《史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作者刘知几（661年～721年），字子玄，彭城人，是中国封建社会杰出的史学家。他用毕生精力研究历史，完成了《史通》二十卷。

　　在这部书中，刘知几对过去的史学著作，从体例、史料、语言文字到人物评价、史事记述，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批判，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表现出不受传统观点束缚和敢于创新的精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知几对于史家和写史都提出了一些标准。他主张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对于“识”尤其强调。对于写史，他提倡“直笔”，主张“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要求做到“不掩恶，不虚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史通》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通典》

　　《通典》是中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专史。

　　作者杜佑（735年～812年），京兆万年（陕西西安）人。他在刘秩《政典》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和改编，用了三十余年时间完成了《通典》二百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记载了从上古直到唐代宗年间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对于唐朝（天宝以前）的记载尤其详细。

　　此书不仅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为后来的典章制度分类专史开创了先例。


《元和郡县图志》

　　李吉甫（758年～814年）所著《元和郡县图志》，是一部历史地理专著，全书四十卷。

　　它记述了各郡县的户口、物产、山川古迹、地理沿革等内容，是研究唐代历史和地理的重要著作。原书各镇篇首的地图在宋朝时已经遗失，因此，后人又称之为《元和郡县志》。


诗歌　

　　在唐朝文学中，成就最为辉煌的是诗歌。清人所编的《全唐诗》，收集了唐朝2200多个诗人的48900多首诗，其数量之众多，内容之丰富，风格流派之多样，远远超出了过去任何一个朝代。

　　唐朝诗歌能获得空前发展，除了社会经济繁荣的基本原因外，还有多方面的因素。唐朝是庶族地主大量涌上政治舞台的时期，给诗坛增添了一大批新诗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风格来反映现实生活，使唐诗能够突破六朝门阀的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浮靡文风，丰富、充实了诗歌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魏晋以后，诗歌这种文学形式渐趋成熟。隋统一后，促使南朝的绮丽文风与北朝的质朴风格相融合，这都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唐朝科举以诗赋取士，封建帝王们对诗歌的提倡，刺激了当时文人诗歌创作的热情。另外，当时国内各民族的融合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也为诗歌增添了新的营养。所有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唐诗创作繁荣。

　　在初唐诗人中，号称“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成就颇大。陈子昂作为一个诗歌改革者，对树立内容充实、语言刚健质朴的新诗风，做出了贡献。陈子昂以后，唐诗便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才华横溢的诗人大量涌现，相互争辉。王维、孟浩然等以优美的田园山水诗闻名，高适、岑参等以悲壮豪迈的边塞诗著称；李贺以善用形象思维、表现手法奇特而别树一帜；李商隐以色彩艳丽的《无题》诗蜚声诗坛。在唐代众多的诗人中，最著名的是李白、杜甫和白居易三人。


“诗仙”李白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原籍成纪（甘肃秦安）人，生于碎叶，幼年随父迁居四川。

　　他是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一位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内容广泛，想象力丰富，热情奔放，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对后世影响极深，被称为“诗仙”。其描写美好大自然的众多诗篇，如《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等，长久为后人传诵。


“诗圣”杜甫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河南巩县人，是中国古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称“诗圣”。

　　杜甫经历了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变化时代，深刻地感受到统治阶级的腐朽和人民的痛苦。在安史之乱前后，他写了《兵车行》、《三吏》、《三别》等著名诗篇，描述人民的苦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残暴。这些都是杜诗的精华。此外，杜甫也写了不少优美动人的诗篇。

　　杜诗内容深刻，风格沉郁雄浑，语言精炼，叙事严谨，真实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因而有“诗史”之称，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原籍下邽（陕西渭南），生于河南新郑，是新乐府诗歌运动的代表。

　　白居易在文学创作上有很精辟的见解，他主张作文写诗都要接触时事，反映现实生活。在艺术上，他的诗歌具有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纯朴自然的独特风格。他生活在唐朝走向衰落的时期，他更有机会接触社会现实，了解人民生活。因此，他的诗歌表现出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此外，他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也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为人们所喜爱。


古文运动

　 　在南北朝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骈文，一味追求声律、词藻、用典，文风萎靡，形式僵化，内容空洞，不能反映丰富的现实生活。随着唐朝庶族地主势力日益占据优势，士族地主势力迅速衰微，这种贵族文体也就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于是出现了提倡古文的运动。

　　所谓古文运动，名义上是要求恢复周、秦、汉时期的古代散文体，好像是一个复古运动，实际上却是要在继承古代散文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以自然质朴、注重内容的新散文体来代替走入绝境的骈文，是一个企图使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适应时代要求的革新运动。唐初的陈子昂是这个运动的奠基者，而古文运动的主将是韩愈。

　　韩愈力图在古代散文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更便于表达思想的新散文体。他提倡继承和吸收从六经、庄骚到司马迁、司马相如的古文成果，但反对只学古文的形式而不学精神。他强调写文章要有创造性，反对因袭模仿。他把自己所倡导的新散文体广泛地应用于各方面的写作之中，先后写出了三百多篇具有高度艺术技巧的散文。其作品气势磅礴，感情充沛，文字精炼，语言生动，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虽然不及韩愈，但他的四百多篇散文却有很高的成就。他不仅写出了《天说》一类宣传无神论的名文，还写出了《捕蛇者说》等揭露当时社会黑暗的作品。这些作品语言简洁，文笔生动，思想性强，感染力深，是唐朝散文中的杰作。此外，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对自然景色的描写生动逼真，也有很高的造诣。


传奇小说及变文

　　唐朝中后期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于是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传奇小说。与六朝的志怪小说相比，在传奇小说中活动的主角，已经不是神鬼，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因此作品具有比较丰富的社会内容。另一方面，唐代古文运动为小说创作提供了表达能力强的新散文体，诗歌的发达也为其输送了丰富的营养，因此，传奇小说的创作艺术，在各方面都有新发展。

　　可以说传奇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古典小说开始脱离了萌芽状态，渐渐发育成形了。著名的作品有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陈鸿的《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元稹的《莺莺传》等。

　　当时，佛教僧侣在对普通人进行宣讲时，往往把经文通俗化、故事化，散文和韵文结合，夹叙夹唱，并配有图画，以加强效果。这种讲唱形式，称作俗讲。俗讲的话本，称为变文。由于这种形式生动活泼，为人民所喜闻乐见，因此，变文很快就从最初讲唱佛经故事，发展到包括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当代人物传记等社会生活的内容，成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它对当时的传奇小说、后来的宋人话本以及民间的弹词说唱都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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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　

　　唐朝的雕塑艺术，以石雕和泥塑最为多彩。如洛阳龙门、永靖炳灵寺等石窟中，有许多唐代的石雕造像，或造型雄伟，或刻划细腻，都是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四川乐山的石雕大佛坐像，高71米，雄伟自然，是中国最大的石佛像。

　　在陵墓石雕中，唐太宗墓前的著名浮雕石刻昭陵六骏，刻划了六匹骏马的不同姿态、性格和神情，十分生动逼真。此外，乾陵和顺陵前的巨大雕刻群都极为壮观、精美，也是唐代石雕中的珍品。

　　著名的敦煌千佛洞是世界上罕见的艺术宝库。现存的492个洞窟中，唐窟达213个，几乎占了总数的一半。其中的立体泥塑佛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放射出健美的光彩。它们常常与壁画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显示出雕塑艺人的高度智慧和才能。唐朝墓葬中出土的三彩陶俑，都塑造得精致细腻，神灵活现，是世界上享有盛名的雕塑品。


绘画　

　　唐朝绘画不仅名家辈出，而且在题材内容、绘画技法方面都有很大进步。初唐绘画，以宗教佛像和贵族人物画为主。名家有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等，现存的《太宗步辇图》和《历代帝王图》就是阎立本的杰作。

　　盛唐以后，人物画开始以世俗生活为内容，山水画也日益兴盛起来。最有成就的画家是吴道玄（又名吴道子），他是画工出身，对人物画和山水画都有很高的造诣，有“画圣”之称。现存的《送子天王图》，据说就是他的作品。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以画金碧山水著名，设色绚丽，描绘工细，是山水画北派之祖。诗人王维首创水墨山水画，他的山水画精炼、淡雅，富有诗意，为山水画南派之祖，对后世影响很大。

　　唐朝还有许多长于画花鸟禽兽的画家，如薛稷画鹤，曹霸、韩干画马，韩滉、疵丛画牛，都著称于世。寺院、石窟和陵墓中的壁画，是唐朝绘画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敦煌千佛洞的壁画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极为罕见，其题材虽以佛经故事为主，但也大量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形象化资料。

　　在陕西西安附近发掘的唐朝淮安王李寿、章怀太子李贤、懿德太子李重润、永泰公主李仙蕙等陵墓中出土了大批壁画。这些作品色彩鲜艳，场面宏伟，内容极其丰富。如李寿墓中的牛耕、耧播、牛车、杂役等画面，形象地反映了唐人的生产和生活情景。李贤、李重润等墓中的出行图、游猎图表现了贵族的穷奢极侈场面。而客使图则描绘了国内各民族的亲密关系和对外的友好往来，等等。这些壁画都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书法

　　 唐朝是中国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

　　初唐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人的楷书潇洒飘逸，端严遒劲，继承了南朝二王书体的风格。孙过庭是有名的草书家兼书法理论家，有亲书《书谱序》一卷传世。

　　唐中期的大书法家有颜真卿、怀素等。颜真卿把篆、隶、行、楷四种笔法结合起来，创造了方正敦厚、沉着雄浑的新书体，称为颜体，对后世影响极大。他的著名作品有《颜氏家庙碑》、《多宝塔碑》等。怀素的草书刚劲有力，奔放流畅，是书法艺术的珍品，《自叙帖》是其代表作。

　　唐后期的名书法家柳公权以楷书见长，他融化诸家笔法，自成一体，世称柳体，代表作有《李成碑》等。


音乐和舞蹈

　　唐朝在融合国内各民族乐舞的特点和吸收外来乐舞养份的基础上，创造了风格多样、优美和谐的中国民族乐舞。

　　高祖时沿用隋朝的九部乐。太宗定乐为十部，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乐队规模很大，中外乐器和乐曲竞相争辉。其后，乐又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坐部伎有六种乐，演奏时坐于堂上，立部伎有八种乐，演奏时立于堂下。唐玄宗本人也是一个音乐家，他曾选坐部伎子弟三百人和宫女数百人，在梨园教以音声，称为“皇帝梨园弟子”，反映了当时音乐的盛况。

　　唐朝舞蹈分为健舞和软舞两种，舞时配以音乐。健舞姿势雄健，舞曲有剑器、胡旋、胡腾等。软舞姿势柔软，舞曲有凉州、回波乐、鸟夜啼等。当时，来自中亚的柘枝舞流行一时。盛唐时，流行由西凉传来的霓裳羽衣舞，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对此有所反映。但舞者服饰华丽无比，非宫廷豪家无法演出。


天文学

　　唐代杰出的天文学家一行（683年～727年）和尚，本姓张，名遂，魏州昌乐（河南南乐）人。724年（开元十二年），跟一行和尚同时的一位工程技术专家梁令瓒和工匠们一起，创造了一架黄道游仪，用来观测日、月的位置和运动情况。一行通过观察，发现了恒星位置移动的现象。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1718年提出恒星自行的观点早了将近一千年。

　　724年，一行还倡议在全国二十四个地方测量北极高度和冬夏至日和春秋分日的日影长度，并设计了一种叫做复矩图的仪器，用来测量北极高度。一行从这次测量中算出南北两地相差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合现在129.22公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个数据就是地球子午线（经度）一度的长度。它与现代测量子午线的长度111.2公里相比，虽然还有较大的误差，但这种用科学方法实测子午线的工作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

　　一行从725年开始修制新历，到727年（开元十五年）完成，取名《大衍历》。这部历法系统周密，结构合理，比较符合天文实际，是当时的先进历法。后来的历法家几乎都是按照它的结构来编写历法的，直到明朝末年吸收西洋历法后才有所改变，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雕板印刷术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最早的印刷术是雕板印刷，大约在7世纪中期，已经有了雕板印的佛像。到8世纪80年代，有了作为商人纳税凭据用的“印纸”出现。

　　824年（长庆四年），在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写的序文中说到，有人拿白诗的写本和印本在街头叫卖或换取酒茶。到文宗大和年间，四川和江淮一带民间已经每岁“以板印历日”，在市场出售，以致不等朝廷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可见在唐后期雕板印刷已相当发达。


建筑　

　　唐代土木结构的建筑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

　　当时首都长安城就是一个规模宏伟、世界上仅有的建筑群。据近年考古工作者的实测，长安城南北长8651米，东西宽9721米，周长36.7公里，面积达84平方公里。城内有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三个宫殿区，建有雄伟的宫殿和亭台楼阁；宗庙社稷、官衙廨署布列在皇城之内，街道宽阔挺直，里坊整齐划一，宗教寺院、公卿官员府第林立，组成了这座宏伟壮观的大都城。长安城的建筑设计对国内外的城市建设有着直接的影响，当时国内各州城和日本国的都城建设皆竞相仿效。

　　现存的唐代殿堂建筑有山西省五台县境内的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东大殿，它们是国内目前仅存的两座木结构古建筑。而西安市的大雁塔和小雁塔则是唐塔中最享盛名者。


医学

　　唐代医学有很大的发展，不但分科较细，而且名医倍出，其中最杰出的是京兆华原（陕西耀县）人孙思邈（581年～682年）。652年（永徽三年），孙思邈写成了第一部医学著作《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三十年后，又写成了《千金翼方》三十卷，以补前书之不足。通常把这两部著作简称为《千金方》，这是孙思邈一生辛勤探索的结晶。

　　孙思邈在书中总结了唐以前历代医家的医学理论和治疗经验，收集了5300多个药方。他对妇科和儿科特别重视，把他们列在卷首，主张独立设科。他注意药物配伍和辨证施治，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在药物的采集和应用方面，孙思邈也有突出的成绩。

　　《千金方》共收载了八百余种药物，对其中二百多种药物的采集和炮制还专门作了记述。由于孙思邈对药物学和医学所作的巨大贡献，博得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被后世尊称为“药王”。

　　唐朝医学的另一个杰出成就，是在659年（显庆四年）由苏敬等人集体编修的，图文并茂的药物学专著《唐新本草》。此书共五十三卷，收集药物844种，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定的药典。

五代十国

（907年－960年）

　　唐朝灭亡之后，中国历史再一次进入了大割据时代。在北方广大地区，军阀混战的结果是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较强大的王朝。与此同时，南方各地又陆续并存过九个较小的割据政权，即：吴、南唐、吴越、楚、前蜀、后蜀、南汉、南平及闽等九国；北方河东地区则有北汉势力。史称：“五代十国”。后唐末年，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对中原北部边防造成极大的威胁。

　　五代十国时期，大小统治者激烈角逐，兵燹不断，社会经济、文化受到颇大影响。但在周世宗时，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发动了北伐战争，为北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五代十国的更替

五代
后梁

　　唐朝末期，藩镇割据势力进一步发展。唐朝灭亡后，在中原一带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史称“五代”。五代存在了凡53年，共更换了八姓十四君。

　　唐末农民起义军叛徒、唐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原名朱温），消灭了许多割据势力，初步统一了黄河流域以后，于907年废唐哀帝自立，国号梁，定都开封，史称“后梁”。

　　后梁建立后，梁太祖朱全忠与河东军阀、沙陀贵族李克用继续争夺霸权，交战不已，各地藩镇的骄横局面也没有多大改变。912年，朱全忠被其子杀死后，政局更为混乱，结果为后唐所灭。后梁统治共17年。


后唐　

　　923年四月，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称帝（庄宗），国号唐，十月攻灭后梁，建都洛阳，史称“后唐”。

　　926年发生魏州（河北大名东南）兵变，庄宗毙于流矢，李克用养子李嗣源入洛阳称帝（明宗）。唐明宗改革了庄宗时的一些弊政，在位七年，战事减少，农业屡有丰收，人民获得了短期的喘息。明宗死后，由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互相攻杀，不久被后晋所灭。后唐统治14年。


后晋　

　　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沙陀人）以割让幽云十六州（今河北、山西的北部和内蒙古的一部分）、岁贡绢帛三十万匹和认辽朝君主耶律德光为父皇帝等条件，取得辽兵的援助，推翻了后唐，建立了政权，国号晋，迁都开封，史称“后晋”。

　　后晋以后，幽云十六州成为辽军南下攻掠中原的基地，致使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947年初，辽兵攻入开封，后晋亡。后晋凡十二年。


后汉

　　当辽兵攻入开封后，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沙陀人）在晋阳（太原）称帝（高祖），仍用后晋天福年号，争取后晋旧臣归附。当辽兵北退后，他很快进入洛阳和开封，并在开封建都，国号汉，史称“后汉”。

　　后汉高祖做了11个月皇帝就死了，其侄刘承祐（隐帝）继位后，忌杀大臣，天雄节度使郭威被迫起兵反汉，隐帝被杀。后汉仅统治四年就灭亡了。


后周　

　　951年正月，郭威在开封称帝（太祖），国号周，史称“后周”。

　　周太祖出身贫寒，知道民间疾苦，称帝后虚心纳谏，生活节俭。他吸取前四代过分信任武夫的教训，留心人才，并力图革除弊政，采取了严惩贪官污吏、奖励生产、废除苛捐杂税以及免除牛租等措施，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社会生产得到发展。954年，周太祖死，养子郭荣（原姓柴，太祖内侄）继位（世宗）。

　　周世宗在周太祖改革的基础上，继续革新政治，训练军队，开始进行统一战争。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


十国
吴和南唐

　　五代时，在南方和河东地区，还先后存在过十个割据政权，史称“十国”。

　　吴的开创者杨行密，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中被唐朝提升为淮南节度使。902年，唐昭宗封他为吴王，建都扬州。到杨溥在位时，丞相徐温等立杨溥为天子，国号吴。

　　但此时，杨氏大权早已旁落。937年，徐温的养子徐知诰废杨溥自立，国号唐，建都金陵，改姓名为李昪，史称“南唐”。到后主李煜时，为北宋所灭。


前、后蜀

　　唐壁州（四川导江）刺史王建，从894年开始，先后兼并西川、东川和汉中之地。后梁建立，他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子王衍继位，以奢侈荒淫、刻剥百姓著称。925年，后唐庄宗派兵灭前蜀，用孟知祥（李克用侄女婿）为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

　　926年，孟知祥入成都，整顿吏治，减少苛税，攻占东川。934年，他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当年孟知祥死，子孟昶继位，又攻取凤州，疆域与前蜀相同。但孟昶和王衍一样，刻剥惨毒，奢侈成性。965年为北宋所灭。


吴越　

　　吴越的创建者钱镠，在893年被唐昭宗任命为镇海节度使。不久，因讨越州军阀董昌有功，升任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

　　907年，后梁封他为吴越王，都于杭州，拥有两浙之地。这一地区战争很少，生产发达，经济繁荣。钱氏政权五传至钱俶，于978年降北宋。


楚

　　唐末，马殷割据湖南。907年，后梁封他为楚王，都于潭州（长沙）。927年，后唐又封其为楚国王。

　　马殷死，诸子争立，政局混乱，951年被南唐攻灭。但南唐灭楚不久，楚将刘言又起兵击败了南唐军，继续据有湖南。以后刘言被其部下杀死，周行逢及其子周保权又先后统治湖南。963年为北宋所灭。


闽　

　　893年，王审知随其兄王潮据福州，897年，继王潮为威武军节度使。909年，后梁封他为闽王，据有泉、汀等地。

　　王审知死后，继位的都是暴君，内乱不休，945年被南唐攻灭。


南汉

　　905年，刘隐为唐静海军节度使。907年，后梁封他为大彭郡王。隐弟刘龑继位后，扩大了势力范围，于917年称帝，国号越，建都广州，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

　　南汉君主都极其奢侈，统治十分残暴，境内阶级矛盾非常尖锐，971年为北宋所灭。


南平　

　　907年，后梁任命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924年，后唐庄宗封他为南平王，都于江陵，仅有荆州一地，至唐明宗时才得归、峡二州，是十国中最弱小的一国。　　

　　963年亡于北宋。


北汉

　　北汉为后汉高祖弟刘崇所建。951年，郭威代汉。刘崇据河东之地，在太原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

　　北汉“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十分尖锐。979年亡于北宋。

　　此外，在边疆地区还有一些政权，主要有：东北有辽（契丹），西北有高昌，西南有吐蕃、大理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军阀混战

义军蜂起

　　五代时期，在频繁的战祸、重赋和酷刑的重压下，人民生活极为痛苦，就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吴越和闽也一样。北方还经常遭受契丹贵族的骚扰。如后唐末年，辽兵南下河东，俘去居民15600户，驼马牛羊不可胜纪。

　　947年，辽兵攻占开封。辽贵族以牧马为名，纵兵四出劫掠，叫做“打草谷”，开封四周数百里内，许多人民被杀伤，财物牲畜几乎被抢光。退兵时，又在沿途烧杀劫夺，“城邑丘墟”。因此，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痛苦日益加深。

　　在五代十国的黑暗统治下，各地也不断爆发人民的反抗斗争，所谓“义军蜂起”。其中后梁时陈州毋乙的起义、后晋时南汉循州张遇贤的起义声势和影响最大。



周世宗改革

开荒减税

　　五代十国时期，一方面存在藩镇割据延续和扩大的局面，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走向统一的趋势。各地人民反对分裂割据带来的制度不一，关卡林立，禁令繁多，商税苛重等种种灾难；又由于契丹贵族的掠夺，人民要求统一，以便集中力量进行抵御。到了五代后期，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周世宗（954～959年在位）继位后，在经济、政治及军事等各方面进行了整顿和改革，为统一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经济方面，首先鼓励开垦荒田，把中原无主荒田分配给逃亡人户耕种，并对逃户庄田颁布处理办法，优待从辽朝返回的逃户。

　　其次，减轻田税。958年（显德五年）颁布均田命令，派官吏均定河南六十州赋税，连曾经享有免税特权的曲阜孔氏也得交纳。又下令免收以前人民所欠两税，取消两税外的苛捐杂税和一些徭役。史称周世宗“留心农事，刻木为耕夫、蚕妇，置之殿庭”， 以示尊崇。（《资治通鉴》卷二九四）



　　第三，兴修水利，恢复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如先后派宰相李谷巡视黄河堤防，发丁夫六万人用三十天时间修固河堤；调发丁夫二万人到原武（河南原阳）堵塞黄河决口，减少了水患。956年和959年，疏浚汴河、五丈河，连接济水，使山东船只直达开封。接着疏浚汴河南段及山阳渎，重新沟通从黄河到长江的水道，又疏蔡河，使开封水道南达寿州。从此，山东和江淮的粮食、货物都可由水道直达京城，使开封繁荣起来。

　　第四，抑制寺院经济。针对日益膨胀的寺院势力，后周政府于955年下令废除没有敕赐寺额的寺院30336所，迫使僧侣大批还俗；并禁止私度僧尼。这是继“三武（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灭佛”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抑佛运动，使后周控制的劳动力和土地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又下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国家铸钱，有利于商品交换，促进经济发展，对加强后周中央集权都有重大意义。


亲自出征

　　周世宗即位不久，北汉就勾结契丹，联兵寇掠。世宗决心亲自出征，抗击北汉、契丹的联合入侵。在954年的“高平之战”中，世宗亲自督战，打败北汉的军队，获得大捷。

　　战后又坚决处斩了在高平之战中临阵脱逃的大将樊爱能、何徽等七十多人，申明了军纪，使“骄将惰卒，始知所惧”。接着简选禁军骑、步诸军，精锐者升为上军，羸弱者裁汰，于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革除了唐后期豢养冗兵的积弊。从此，中央禁军有足够的武力控制地方藩镇，成为服务于统一集权政治的武装工具。


亲自裁决政事

　　在刑法方面，周世宗要求做到“狱讼无冤，刑戮不滥”，亲自裁决政事，执掌赏罚大权，并要求自己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他还对五代相沿的律、令、格、敕进行删节、注释和评议，详定为《大周刑统》二十一卷，颁行全国。


注意节俭

　　周世宗留心政事，要求群臣极言得失。他自己在生活上注意节俭，裁减了宫中的冗员，停办了一些不急需的事务，不许地方官进贡甘鲜食物。

　　高平之战的次年，周世宗下诏扩建开封城，使之成为代替古都长安、洛阳的新兴大城市。与此同时，周世宗又派大将王景、向训率兵攻蜀，取秦（甘肃天水市）、凤（陕西凤县东）、成（甘肃成县）、阶（甘肃武都）四州。接着，又三次亲征南唐，取得江北淮南十四州六县之地，与南唐划长江为界。这既提高了后周王朝的声威，充实了人力和物力，又解除了抗击契丹时的后顾之忧。

　　959年（显德六年）三月，周世宗亲率水陆大军攻辽，收复了瀛、莫、易三州和莫州北面的瓦桥关（河北雄县境）、益津关（河北霸县境）及淤口关（河北霸县信安镇）等“三关”之地。周世宗在位虽不到六年，但他已为后来北宋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


重视水利

　　五代时期，南方各国都重视水利灌溉，注意改土治水，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使农业得到迅速的发展。他们针对江南多河流、湖泊的情况，大量修筑堤堰和闸门，控制水流，“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

　　吴越政权在各州都设置都水营田使和撩湖兵、营田军，“专为田事，导河筑堤，以减水患”。从嘉兴、松江海滨到太仓、常熟、江阴、武进，每一条河浦都造堰闸，蓄泻有时，以抗旱涝。又在武义筑长安堰，溉田万余顷；在越州鉴湖周围五十八里筑堤，可溉田九千余顷，等等。

　　吴和南唐在丹阳疏浚练湖，在句容疏浚绛岩湖，在楚州筑白水塘，在寿州筑安丰塘，少者溉田数千余顷，多者溉田达万顷以上。闽国在长乐县筑海堤，以御海潮，堤内土地皆成良田。在连江县东湖周围筑堤二十里，可溉田四万余顷。后蜀在褒中（陕西汉中褒城镇）“凿大洫，以导泉源，溉田数千顷”。

　　特别是南唐与吴越在境内修建了圩田，在生产上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当时，劳动人民利用水乡河身较高、田面较低的地势，在河渠两岸、农田周围筑成堤坝，内以围田，外以隔水。每座圩田方圆几十里，如同大城。沿堤建水闸，控制水势，旱则开闸引水溉田，涝则闭闸拒水，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使农业收成获得一定的保证。圩田是古代江南劳动人民与自然作斗争的重要创造，也是农业发展史上的一大成就。


开荒减税

　　五代十国时期，一方面存在藩镇割据延续和扩大的局面，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走向统一的趋势。各地人民反对分裂割据带来的制度不一，关卡林立，禁令繁多，商税苛重等种种灾难；又由于契丹贵族的掠夺，人民要求统一，以便集中力量进行抵御。到了五代后期，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周世宗（954～959年在位）继位后，在经济、政治及军事等各方面进行了整顿和改革，为统一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经济方面，首先鼓励开垦荒田，把中原无主荒田分配给逃亡人户耕种，并对逃户庄田颁布处理办法，优待从辽朝返回的逃户。

　　其次，减轻田税。958年（显德五年）颁布均田命令，派官吏均定河南六十州赋税，连曾经享有免税特权的曲阜孔氏也得交纳。又下令免收以前人民所欠两税，取消两税外的苛捐杂税和一些徭役。史称周世宗“留心农事，刻木为耕夫、蚕妇，置之殿庭”， 以示尊崇。（《资治通鉴》卷二九四）



　　第三，兴修水利，恢复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如先后派宰相李谷巡视黄河堤防，发丁夫六万人用三十天时间修固河堤；调发丁夫二万人到原武（河南原阳）堵塞黄河决口，减少了水患。956年和959年，疏浚汴河、五丈河，连接济水，使山东船只直达开封。接着疏浚汴河南段及山阳渎，重新沟通从黄河到长江的水道，又疏蔡河，使开封水道南达寿州。从此，山东和江淮的粮食、货物都可由水道直达京城，使开封繁荣起来。

　　第四，抑制寺院经济。针对日益膨胀的寺院势力，后周政府于955年下令废除没有敕赐寺额的寺院30336所，迫使僧侣大批还俗；并禁止私度僧尼。这是继“三武（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灭佛”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抑佛运动，使后周控制的劳动力和土地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又下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国家铸钱，有利于商品交换，促进经济发展，对加强后周中央集权都有重大意义。


亲自出征

　　周世宗即位不久，北汉就勾结契丹，联兵寇掠。世宗决心亲自出征，抗击北汉、契丹的联合入侵。在954年的“高平之战”中，世宗亲自督战，打败北汉的军队，获得大捷。

　　战后又坚决处斩了在高平之战中临阵脱逃的大将樊爱能、何徽等七十多人，申明了军纪，使“骄将惰卒，始知所惧”。接着简选禁军骑、步诸军，精锐者升为上军，羸弱者裁汰，于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革除了唐后期豢养冗兵的积弊。从此，中央禁军有足够的武力控制地方藩镇，成为服务于统一集权政治的武装工具。


亲自裁决政事

　　在刑法方面，周世宗要求做到“狱讼无冤，刑戮不滥”，亲自裁决政事，执掌赏罚大权，并要求自己不因怒刑人，因喜赏人。他还对五代相沿的律、令、格、敕进行删节、注释和评议，详定为《大周刑统》二十一卷，颁行全国。


注意节俭

　　周世宗留心政事，要求群臣极言得失。他自己在生活上注意节俭，裁减了宫中的冗员，停办了一些不急需的事务，不许地方官进贡甘鲜食物。

　　高平之战的次年，周世宗下诏扩建开封城，使之成为代替古都长安、洛阳的新兴大城市。与此同时，周世宗又派大将王景、向训率兵攻蜀，取秦（甘肃天水市）、凤（陕西凤县东）、成（甘肃成县）、阶（甘肃武都）四州。接着，又三次亲征南唐，取得江北淮南十四州六县之地，与南唐划长江为界。这既提高了后周王朝的声威，充实了人力和物力，又解除了抗击契丹时的后顾之忧。

　　959年（显德六年）三月，周世宗亲率水陆大军攻辽，收复了瀛、莫、易三州和莫州北面的瓦桥关（河北雄县境）、益津关（河北霸县境）及淤口关（河北霸县信安镇）等“三关”之地。周世宗在位虽不到六年，但他已为后来北宋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



南方经济

重视水利

　　五代时期，南方各国都重视水利灌溉，注意改土治水，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使农业得到迅速的发展。他们针对江南多河流、湖泊的情况，大量修筑堤堰和闸门，控制水流，“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

　　吴越政权在各州都设置都水营田使和撩湖兵、营田军，“专为田事，导河筑堤，以减水患”。从嘉兴、松江海滨到太仓、常熟、江阴、武进，每一条河浦都造堰闸，蓄泻有时，以抗旱涝。又在武义筑长安堰，溉田万余顷；在越州鉴湖周围五十八里筑堤，可溉田九千余顷，等等。

　　吴和南唐在丹阳疏浚练湖，在句容疏浚绛岩湖，在楚州筑白水塘，在寿州筑安丰塘，少者溉田数千余顷，多者溉田达万顷以上。闽国在长乐县筑海堤，以御海潮，堤内土地皆成良田。在连江县东湖周围筑堤二十里，可溉田四万余顷。后蜀在褒中（陕西汉中褒城镇）“凿大洫，以导泉源，溉田数千顷”。

　　特别是南唐与吴越在境内修建了圩田，在生产上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当时，劳动人民利用水乡河身较高、田面较低的地势，在河渠两岸、农田周围筑成堤坝，内以围田，外以隔水。每座圩田方圆几十里，如同大城。沿堤建水闸，控制水势，旱则开闸引水溉田，涝则闭闸拒水，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使农业收成获得一定的保证。圩田是古代江南劳动人民与自然作斗争的重要创造，也是农业发展史上的一大成就。


制茶业与瓷器

　　五代时期，南方的制茶业最为发达，统治者和民间都十分重视茶叶的生产。楚王马殷“令民自造茶”，每年仅向中原王朝贡茶就达25万斤。南唐在建安地区（福建西北部）有茶焙（制茶场所）1336处，其中官焙38处。当时，茶叶已成为重要的商品，南平首都江陵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茶市。

　　瓷器业的进步也很快。吴越的越州秘色瓷器，胎质釉色都比以前有进步，是当时瓷器的最上品，专供吴越王室使用，也用来贡献给中原诸王朝。同时，越窑还产“金扣”（镶边）瓷器，动辄以万计，是向外输出的大宗商品，可见当时越窑的烧造技艺已经很高。

　　织染业同样有新的发展。丝织方面规模日益扩大。在杭州城内，专为吴越王织锦的工人就有二百多人，在染色方面，南唐时发明了一种“天水碧”的颜色，由宫女“染碧（青绿色），夕露于中庭，为露所染，其色特好”。故名“天水碧”。



矿冶业与印刷业

　　当时，矿冶业遍于各地，在冶铜技术上发明了胆水浸铜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湿法冶金技术。吴和南唐盛产铜铁，南汉则盛产金银。

　　另外，当时的造纸业也相当发达，扬、越、蜀是著名的纸张产地。有名的南唐澄心堂纸，“滑如春冰密如茧”，制作十分精美。雕板印刷业的发展也很显著，成都和金陵是当时全国两大印刷业的中心。


繁荣的大都市

　　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南方的商业也相当活跃。吴越都城杭州，已成为东南繁荣的大都市，“富兼华夷”，“百事繁庶”，有“地上天宫”之称。

　　成都市场也相当繁荣，有蚕市、药市、七宝市，市场交易量很大。此外，当时的海上贸易也相当活跃。

　　可以说，经过五代时期的发展，全国的经济重心已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据北宋初年统计，北方人口只有100多万户，后来陆续平定南方诸国，又得230多万户。可见南方人口已经超过北方二倍。这说明南方经济的发展，日益超过北方，越来越在全国占据重要的地位。

admin

宋朝

（960年－1279年）

　　北宋开国后，通过收兵权、削相权及制钱谷等等措施，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同时，科举制度获得极大发展。北宋中叶，朝政日益萎靡，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宋仁宗时，出现短暂的“庆历新政”。熙宁时，产生了影响巨大的王安石变法。北宋末，统治极度腐朽，终于酿成“靖康之难”。南宋时期，当权者长期执行求和政策，压制军民抗金斗争，甚至不惜惨杀爱国将领。南宋后期，抗蒙战争连年，偏安王朝虽最终覆灭，却产生了文天祥等民族英雄。

　　两宋时期，在技术改进与租佃制的推动下，农业生产获得显著发展；手工业分工细密，工艺先进，产品闻名于史；商品经济水平超越以往，城市、市镇繁荣，货币流通扩大，诞生最早的纸币。

　　宋代文化空前进步，理学、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硕果累累，二程、朱熹、欧阳修、苏轼、司马光及沈括等优秀人物，享誉千古；而活字印刷、指南针及火药的发明和应用，更对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宋太祖赵匡胤

（927—976年）

    赵匡胤,948年，投后汉枢密使郭威幕下，屡立战功。951年郭威称帝，赵匡胤任禁军军官。郭威死，周世宗即位，升为殿前都点检。世宗死，恭帝即位，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于960年称帝，建立宋朝，定都开封。
  赵匡胤称帝后，963年平定荆南和湖南，965年灭后蜀，971年灭南汉，975年，灭南唐，俘虏南唐后主李煜，除北汉之外，十国基本统一。
  统一后，他通过“杯酒释兵权”，逼迫手下将领交出兵权，建立中央集权。
  赵匡胤在位17年，死于976年，时年50岁，庙号太祖。他的死因颇为奇巧，历史上有“烛影斧声”的传说，传说是其弟赵匡义加害，篡夺帝位。真是天道玄远，难以祥说。



北宋前期政治经济

加强中央集权
北宋的建立和统一

    960年春，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谎报北汉和辽朝会师来攻，于是奉命带兵北上，到了开封东北的陈桥驿，遂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回师都城，夺取了后周政权，定国号为“宋”，史称“北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

　　北宋在建立后的第四年，就开始进行统一全国的军事行动。北宋最高统治者认为，当时对辽朝还没有取胜的把握，只能在边境上采取守势；而南方割据政权统治区域大都是物产丰富的地区，这些政权的实力又较为薄弱。因此，其统一战略部署是先消灭南方的割据政权，然后北上削平北汉以及收复幽云地区，即所谓“先南后北”。963年（乾德元年），北宋首先出兵灭掉荆南，接着陆续灭掉后蜀、南汉和南唐。在强大的军事、政治压力下，978年（太平兴国三年），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和吴越的钱祐相继归附，南方的割据政权全被消灭。979年，宋太宗亲率大军出征北汉，把“十国”中的最后一国灭掉，消除了五代十国分立割据的局面。


杯酒释兵权

　　961年（建隆二年），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措施，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等一批手握重兵的节度使的大权。同时规定，禁军不再设置最高统帅，罢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及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的职位，而且把禁军两司（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司）分为“三衙”，即殿前司与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鼎足而立。三衙的将领则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来担任，且时常加以调动。这些将领虽统率军队，而军队的调遣和移防等事则须听命于枢密院。同时，还实行“更戍法”，禁军的驻屯地点，每隔几年更调一次，而将领却不随之更动，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防止军队为将领所私有。从此结束了武人专横跋扈的局面。


分割宰相权力

    不但在宰相之下添设“参知政事”作为副贰，而且还把枢密使和三司使定为常设官员，以枢密使分取宰相的军政大权，以三司使分取宰相的财政大权。

    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合称“二府”。经过这番改革，宰相只剩下有限的权力。而皇帝便可以总揽大权。


削减长官的权力

　　规定州郡长官不能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并且州郡的兵权、财权和司法权也归朝廷。又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

　　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划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提举常平等司，统称“监司”，也都由文臣担任，只是安抚使有时用武人。路、州、县的官员都由中央官兼摄，属于临时指派的性质，所谓“以京、朝官权知，三年一替”。这样，地方长官的权力分散，任期又短，武力削弱，无法与朝廷对抗。


发展科举制度

　　北宋建国后，就逐渐采取许多措施，严格考试程序，增加录取名额，提高被录取人的待遇，广泛地吸收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从宋太祖后期起，举人经礼部试之后，必须再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才算合格。这样，被录取的人便成为“天子门生”。

　　宋太宗在位21年，通过科举而得官的将近一万人。宋仁宗在位41年，单由进士一科而得官的就有4517人。沼帔数量庞大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成为封建国家的忠顺臣仆，便巩固了宋朝的统治基础。


军事部署

　　北宋统治者按照“守内虚外”的政策进行军事部署。禁军有一半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其余分戍全国各要冲地区，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边境上只屯驻较少量的禁军，对辽、西夏逐渐采取被动防守的方针。宋太宗曾这样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中唐、五代以来藩镇跋扈的局面，对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


内外矛盾
边疆危机与议和政策

　　宋太宗灭北汉后，曾在979年（太平兴国四年）、986年（雍熙三年）两度出军攻辽，企图把契丹势力驱逐出长城，可是全都失败了。从此，北宋对辽采取被动防御的方针。以后，北宋对党项贵族的战争也多失利，民族矛盾相当严重，边疆也不断出现危机。

　　北宋与辽、夏每次战争的结果，都是屈膝求和，并奉献出大量银、绢。如1004年（景德元年），契丹大举攻宋，一直打到黄河北岸的澶州（又名澶渊，河南濮阳县西南）。后来北宋虽然打了胜仗，但最后却订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规定：北宋每年给契丹银10万两，绢20万匹，称“岁币”；北宋与辽朝确立为叔侄关系；双方开放边境贸易等。

　　宋仁宗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1040年～1042年）期间，西夏皇帝元昊对宋方又发动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双方损失都很大，结果在1044年（庆历四年）订立和约。史称“庆历和议”。和议规定：元昊取消帝号，接受宋朝册封；宋方每年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称“岁赐”；开放双方边境贸易等。契丹乘机要挟，北宋又增加岁币银绢各10万，先后合计50万两匹。庆历和议订立后，西北边境平静了20多年，到1066年（治平三年），西夏又开始挑衅，战争又不断继续。长期的战乱使广大北方地区的农民遭受宋、辽和西夏统治者的重重迫害，生产和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经济政策与阶级矛盾

　　北宋在土地政策上，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态度，即采取“不抑兼并”和“田制不立”的政策，这一政策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减少了封建政府对土地的政治干预，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这一政策也表明政府纵容地主阶级兼并农民的土地。北宋前期，地主侵占土地的现象已相当严重，到北宋中期，更达到了“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宋史·食货志》)的地步。北宋政府控制的纳税土地日益减少，到英宗以后，纳税土地仅占全国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三左右，大部分耕地都被官僚、豪绅、吏胥及寺观地主所占有。

　　北宋政府通过科举制度、恩荫制度和其他途径，给予地主阶级成员以广泛的参政机会，因此官僚机构日益庞大，到1063年（嘉祐八年），官吏“十倍于国初”，而且中级以上的官员，待遇极其优厚。北宋军队的数量更加冗多，宋太祖末年，禁军、厢军有37万多人，至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年～1067年）达到116万多人。90年间，增加三倍多。据宋仁宗时人统计，军队每年军费支出总额达4800万缗，约占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六七。除大量军费开支外，随着北宋统治者腐化程度的进展，挥霍浪费也越来越严重。如郊礼之费，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年～1007年），岁支600万缗，宋仁宗时增加到1200万缗。

　　为了解决庞大的财政开支，北宋政府加紧压榨。北宋的农业税，沿用唐朝后期以来的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收。其税额本身并不很高，但在交纳农业税时，却沿用了前代的“支移”和“折变”等苛法，遂极大地加重了负担。所谓支移，就是官府借口军事急需，强迫北方农民把秋税各物送到沿边城镇去缴纳，人畜盘费全须自备。所谓折变，就是官府借口需要，命令农民改纳指定的物资或纳现钱。如陈州（河南淮阳）地区的夏税，原交纳大小麦，到宋仁宗时改令交纳现钱。当时当地的小麦市价，每斗50文，官府却定为100文，另外还有附加脚费20文，仓耗20文，共140文，农民的负担平白地加重了两三倍。


丁口之赋和杂变之赋

　　这两种杂税都必须随同二税输纳。而且也常用折变的办法，加重交纳者的负担。此外，还有“和买绢帛”与“和籴粮米”。在实行这两种办法的初年，虽曾按当地产量多寡而分别派定征购数量，也付与一些代价；但到后来，则都是“官不给钱而白取之”。甚至又把白取的绢帛或粮米折算为现钱而勒令民户交纳，变成纳税户的经常负担了。

　　宋朝的民户还要到各级政府去服差役和杂徭。其中杂徭几乎全部落在贫苦农民身上，而原来由主户（主要是上三等户）负担的差役也因为地主的逃避，有的地区“下户半曾差作役”；有的地区甚至连客户也要负担差役。差役对当时农业生产的破坏十分严重。


宋代的户籍

　　一般叫做“五等版籍”，列入其中的主户，指占有田地、承担赋役的人家。按照他们的财产（主要是田地）多少，分为五等。没有田地产业者被称为“客户”，他们主要是佃户，租种地主的田地，受到地主的剥削和压迫。

　　当时广大佃客的生活是极其痛苦的。有些地区，人身依附关系也非常严重，地主经常鞭打佃客，役使他们的家属；有些地区，佃户不但没有迁徙自由，而且连女儿的婚嫁和本人死后妻子改嫁都要受到地主的干预。

　　在宋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五）的政策推行下，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和反抗斗争越来越多。
　　

王小波、李顺起义

　　993年初（淳化四年）初春，茶农王小波领导农民在青城县（四川灌县）起义。王小波向群众宣告：“我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这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均贫富”的战斗口号。它反映了农民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迫切要求，因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在取得初步胜利后，起义军转而北上，但在攻打江原县（四川崇庆县东南）时，王小波牺牲。起义军推举王小波妻弟李顺为领袖，继续坚持起义斗争。

　　这时，四川发生大饥荒，当地人民又遭到宋军的剽掠，李顺抓住这一时机，大力推行“均贫富”的措施，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起义军席卷川西各地，攻克蜀州（治所在今四川崇庆）、邛州（四川邛崃）、永康军（四川灌县）及其附近各县，很快包围了成都。994年正月，起义军攻克宋政府在西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成都，李顺即位称王，国号大“蜀”，年号“应运”，并发行“应运元宝”铜钱和“应运通宝”铁钱，这是中国农民政权铸造的最早货币。这时起义军扩充到数十万，分兵攻下四川许多州县。

　　宋太宗得到消息后，于当年正月派宦官王继恩等率领禁军前去镇压。二月，加派雷有终等为副将，命令他们率领重兵分两路入川，主力从陕西经剑门南下，偏师沿长江西上。义军阻击失利，局势逐渐逆转，接着，成都又被攻陷，李顺下落不明。995年（至道元年）二月，起义军余部为宋军和地主武装所镇压。

　　王小波、李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均贫富”的口号，不仅使唐末农民起义处于萌芽状态的平均思想具体化、明朗化，而且对以后的农民起义具有重大的影响。它是中国农民战争进入一个新时期的标志。


农民起义和兵变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农民和士兵的起义，不但“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而且从以前北宋政府统治力量较薄弱的边远地区发展到统治较强大的腹心地区。

　　在这些起义斗争中，影响较大的有京东的王伦起义、京西的张海起义、湖南桂阳监瑶族起义和河北的王则起义。

　　庆历年间的农民起义和兵变，使北宋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感到了统治的危机。知谏院欧阳修在奏议中说：“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疾深可忧。”为了稳定封建统治，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变法运动。


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

　　早在宋太宗、真宗时期，已有一些人就提出了变法的主张。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上书朝廷，主张改革政治。两年后，范仲淹在应天府（河南商丘）掌教书院时，又有《上相府书》，提出同样的建议，但未被采纳。庆历年间，宋仁宗迫于形势，责成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提出改革的意见。

　　1043年（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向仁宗上了一封《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疏，指出当时的情况是内忧外困，不能不加以改革，并提出十项改革主张，包括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加强武备等四个方面内容，而以整顿吏治为中心，以裁减冗官、选拔“贤能”为整顿吏治的手段。他认为有了“贤能”的官吏，就能够搞好政治，使百姓“各获安宁，不召祸乱”，缓和社会矛盾。

　　同年，仁宗颁布了几道诏令，推行了范仲淹等人的主张，即所谓“庆历新政”。但变法主张触犯了一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一开始便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仅仅一年左右，范仲淹等人就相继被迫离职，变法随之流产。


王安石的出身

　　王安石（1021年～1086年），江西临川（江西抚州西）人，出身地方官家庭。他早在浙江任地方知县期间，就注意改革吏治，积极督修水利，在青黄不接之际，将官仓里的存粮贷给农民，减少高利贷的盘剥，又使官仓存粮“新陈相易”。 　　　
　　1058年（嘉祐三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次年春，他到了京城开封，上万言书。他指出，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他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他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官吏应从基层（“乡党”）选拔。他认为当时财政困难的症结，不在于官吏之多和俸禄之厚，而在于“理财未得其道”。理财应从增加社会财富入手，王安石把国家财政同社会生产紧密联系起来，以发展社会生产作为充裕国家财政的前提条件，比单纯强调缩减财政开支的议论，前进了一步，比范仲淹等人的变法主张也大大提高了。

　　这封万言书虽未被宋仁宗所采纳，但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


富国方面

　　1067年，宋神宗即位，决心变法。1068年（熙宁元年），王安石被召到开封，主持变法工作。1069年春，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订变法。概括而言，新法内容大体可分为两方面，即“富国”和“强兵”。

　　富国方面：
　　（1）青苗法。各地方政府每年分两次举行放款，听民户自愿借贷，第一等户每次所贷不得过十五贯，第五等户和客户不得过一贯半，借贷期限为半年，出息二分。当时民间的利息很高，一年以五分为常，甚至有超过两倍到三倍的。
　　（2）农田水利法。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其工料由当地居民照户等高下分派。凡单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在法令颁布之后的七个年头里，全国兴修的水利工程达一万多处，灌溉民田36万多顷。
　　（3）募役法。把原来按照主户户等轮充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政府出钱募人应役。募役的费用，由管辖区内的主户按照户等高下分担。原来有差役负担的人家所交纳的叫“免役钱”；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官户、寺观户及坊郭户、女户、单丁户、未成丁户，也都得按照户等出“助役钱”，其数目比免役钱减半。
　　（4）市易法。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平价收购商贩不易脱售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商贩向市易务交纳抵押品，即可成批赊购政府仓库里的货物到各处销售，半年出息一分。这个新法，后来又在杭州、成都、广州、扬州及其他一些城市实行。市易法是利用国家权力，限制大商人在市场上的控制和操纵，稳定物价和调剂市场的需求。政府也从中分取了大商人的利润，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5）方田均税法。为了保证封建国家财政收入，需要解决土地税负担不均的向题，因此实行清丈土地。清丈后，将田地的亩数、主人姓名、土地肥瘠等级登记上册，并按照土地好坏分为五等，均定税额高低。在清丈过的地区，原来向政府纳税的自耕农，多少减较了一些负担。


强兵方面：

　　（1）置将法。针对更戍法造成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把禁军固定在一定辖区，由固定的将官，就地加以训练，“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当时称为“置将”。置将法的推行，加强了北宋的边防力量。

　　（2）保甲法。这项措施把农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作保丁，选取地主中有“材勇”的人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加强地主阶级对农村的统治权。同时规定在农闲时集合保丁，练习武艺；每一大保须于夜间轮派保丁值班巡查，以防止农民进行反抗活动。

　　另外，王安石还编纂了《三经新义》，颁布天下。通过对儒家《诗》、《书》、《周礼》的重新注释，为变法创造理论依据。


变法失败

　　王安石的变法，在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方面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宋王朝衰败的局面。但是，由于变法的各项内容触动了官僚地主集团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激烈反对，后来加上改革派内部出现了分歧和对立，1076年（熙宁九年），王安石不得不第二次辞去宰相之职。

　　此后，宋神宗为了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将抑制官僚地主的措施内容加以削弱，更多地重视增加赋役收入和加强军备的措施，试图改变对外被动挨打的弱势，取得对辽、夏战争的胜利。
　　
　　元丰（1078年～1085年）时期，由于北宋两次对西夏战争都以失败告终，宋神宗遂于1085年忧忿而死。神宗死后，他年方十岁之子哲宗即位，哲宗的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做宰相，新法全部被废掉，变法派人物被斥逐流放。史称“元佑更化”。哲宗亲政后，重新起用变法派章惇、曾布为相，但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更加激烈，新法只成为他们进行派系倾轧、扩大自己权势的一种工具。

　　到此时，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也就完全失败了。



北宋末衰亡

宋徽宗的腐朽统治

　　宋徽宗统治的25年间（1101年～1125年），是北宋政治最黑暗的时期。

　　徽宗荒淫腐朽，他最宠信的官僚是被称为“六贼”的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以及杨戬、高俅等人。他们骄奢淫逸，无恶不作，想方设法增加剥削。他们公开出卖官爵，官职各有定价，所谓“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官吏数目，因此大增。为了修建宫殿、园林，宋徽宗命令在苏州、杭州设“造作局”，集中工匠几千人，制造各种工艺品，所用原料器材，都是从民间搜刮而来。又在苏州添设“应奉局”，专门从东南各地搜罗各种奇花异石，用船经由大运河输送到开封，每十船组成一纲，叫做“花石纲”。

　　十多年间，东南人民备受荼毒。由于最高统治集团的肆意挥霍，一年的财政收入只能应付九个月的开支，因此滥发纸币，增加赋税，结果物价飞涨。为了增加实物的收入，又设法侵夺民田作为“公田”，时称“括公田”。


“西城括田所”

　　从政和元年（1111年）起，宋徽宗设“西城括田所”，负责括田。

　　西城括田所设置十年之后，所夺民田达343万多亩。除了朝廷以括公田名义对民田大肆掠夺外，官僚、豪绅大地主也依仗权势兼并了大量的田园宅第。如蔡京霸占的田地至少有五十多万亩。

　　灾难深重的广大农民，对官僚地主恨之入骨。当时民谣称：“打破筒（指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喊出了人民要求造反的心声。


方腊起义

　　从1120年（宣和二年）十月到1122年三月，在江浙地区爆发了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是北宋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方腊是睦州青溪县（浙江淳安）人，雇工出身。青溪及其附近地区盛产竹木漆茶等经济作物，造作局和应奉局每年从这里勒索成千上万斤的漆，其他竹木花石的数量也极为庞大。小生产者和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陷入绝境，怨声载道。于是在1120年，方腊发动群众，宣告起义。他自称“圣公”，建年号“永乐”，设置官吏将帅。方腊利用当地秘密流行的摩尼教来组织群众，起义队伍很快便扩大到数万人。起义军所向披靡，三个月内，接连攻占了两浙首府杭州等地，共攻占六州六十多县，队伍扩大到近百万人，“东南大震”。

　　当北宋最高统治者接到方腊起义军逼近杭州的消息之后，立即派童贯统率官军南下，镇压起义。接着，宋徽宗又“下诏罪己”，宣布撤消“造作局”、“应奉局”，停运花石纲。

　　童贯带领的宋军过江之后，分路指向杭州等地。这时各地的地主武装也纷纷出来配合官军进攻。起义军兵力分散，抵挡不住宋军的反扑。次年四月，方腊被俘，就义于开封。浙东的各支起义军到1122年以后也被镇压下去。

　　方腊起义失败后，宋徽宗立即恢复了苏杭“应奉局”，并在开封重新设置了“应奉司”，加紧搜刮“四方珍异之物”，宫殿、园林等巨大土木工程也照旧进行。


宋江起义

　　在方腊起义前后，宋江领导的起义军出没于河北、京东、淮南一带。

　　他们打出“劫富济贫”的旗号，杀贪官，除恶霸，把他们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他们武艺高超，作战勇敢，能以少胜众，屡败宋军，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121年夏天，宋军镇压了方腊起义以后，陆续移师北上，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战斗，宋江等人投降，起义失败。但分散在各地的农民起义力量仍坚持战斗，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



北宋社会经济

农业生产的发展

　　北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以及推广有很大的发展。

　　当时，南方农民普遍使用龙骨翻车来灌溉，同时，比龙骨翻车运转力更大的筒车，也用来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车赋》有“器以象制，水以轮济”之句，就反映了这种有轮轴、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动的筒车。北宋政府两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区推广“踏犁”。“踏犁”是一种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个劳动力的功效相当牛耕的一半。这对畜力不足地区解决耕田的困难起过一定的作用。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如犁、耧、耙、锄、镰等，其中耙、锄等中耕农具较多，表明了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农民还很注意积肥和施肥。他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土壤的性质不同，应施用不同的粪肥。所谓“用粪如用药”。当时对作物栽种的深浅疏密与产量高低的关系，也有所认识。禾谱、农器谱、农书、蚕书等农业生产知识的专著，纷纷出现，反映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修筑堤堰

　　宋太宗时，在河北地区修作陂塘，并修筑长六百里的堤堰，设置斗门，引淀泊水灌溉，种植水稻，获得丰收。

　　南方地区水利兴修的成绩更为显著，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堤、西湖等处。如钱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以真宗时所修最有成效。这次修筑，吸收五代时的经验，把石块装在竹笼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桩，增强了阻挡海潮冲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余顷，年久堙废。

　　哲宗时，苏轼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农田均获其利。此外，福建莆田县的木兰陂，也是当时著名的工程。木兰陂有宽80米，高10余米，长160余米的大坝，可拦洪、蓄水、排灌，使万顷农田旱涝保收。至今仍十分坚固，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

　　随着北宋的统一，南北农作物品种得到交流。水稻的优良品种在北宋时已不少，如占城稻即其中之一。占城稻的特点是穗长、无芒、抗旱、早熟。它“不择地而生”，适于普遍栽种。1011年（大中祥符四年），宋政府从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在江淮、两浙种植，后来又推广到北方。


种植经济作物

　　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北宋也有发展。

　　茶树的栽培地区越来越广，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及四川诸路，茶园十分普遍。仅在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地区输送政府专卖机构的茶叶，每年就达一千四五百万斤。茶叶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同时也是国内外市场上的重要商品。

　　棉花的种植，在福建、广东一带逐渐盛行。养蚕和种桑、麻的地区比以前也有扩大。甘蔗主要在浙江、福建、广南以及四川的一些地区种植，那里有许多“糖霜户”，专门种蔗制糖。


扩大耕地面积

　　北宋农民克服自然条件的限制，用各种办法扩大耕地面积。

　　他们因地制宜，在山坡、江畔、海边开垦农田，造了不少圩田、淤田、沙田、架田、山田。大量的开垦，使垦田面积大为增加。

　　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农具的改进和水利灌溉事业的发达，北宋时期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一般年景，其他地方，亩产米一石，江南地区亩产米可达二至三石，甚至还出现了亩产米达四石的记录，明显超过唐代水平。


佃农地位的变化

　　北宋的租佃制有两种形式：分成和定额制。分成制就是佃客用自己耕牛或地主耕牛耕种地主的土地，秋收后除留农业税和种子外，一般是佃客用自己耕牛的，产量对分；用地主耕牛的，只分得四成或三成。地主对其肥沃的土地多采取这种分成地租的方式。为了榨取更多的产量，地主往往监督佃客劳动。定额制则是佃客向地主租种土地，一般交纳定额地租，数量大多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地主对生产干预较少。

　　北宋时期，佃客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弱，在各地区间有较大差别，但总的趋势是缓慢地向着减弱的方向发展。佃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离开原地主而佃种别的地主的土地。同时，客户购买少量土地之后，就可以自立户名，成为封建国家的税户。

　　佃客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和广大农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现象相当普遍。由于土地所有权的转换加速，农民不再世代依附于某一地主，于是封建隶属关系也就比较松弛了。


手工业生产的进步

　　北宋时期，手工业生产有很大进步。当时，各种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产技术发展显著，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大为增加和改进。


制瓷业的突出成就　

　　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官窑（河南开封）、钧窑（河南禹州）、汝窑（河南汝州）、定窑（河北曲阳）和哥窑（浙江龙泉），是北宋五大名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著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精美；哥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近年来在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证明瓷器是当时的重要输出品。

　　时至今日，宋瓷已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艺术品，而享誉海内外。


矿冶业的发达

　　矿冶业在北宋手工业中占有要地位。矿冶业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开采冶炼规模的扩大以及产量的增加上。

　　北宋时，金、银、铜、铁、铅、煤的开采冶炼规模都相当大。重要冶铁中心徐州东北的利国监，有三十六冶，矿工约四千人。江西信州（上饶）及其附近盛产铜、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安徽繁昌冶铁遗址中，有高约2米，面积达750平方米的废铁堆，反映了当时冶炼的规模。在开采冶炼规模扩大的基础上，产品的数量大有增加。以铜和银为例，宋神宗时岁课铜1400多万斤，银20多万两，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税率计算，可推知年产铜7000多万斤，银100多万两，产量都超过唐朝数倍。另外，采矿冶炼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造船业的进步　

　　北宋定都开封，东南漕运十分重要，船只是不可缺少的运输工具，加之海外贸易兴盛，便促进了造船业的进步。

　　官营作坊以造漕船为主，同时造座船、战船、运兵船等，民营作坊则制造商船及游船。以漕船为例，真宗时，年产量达2900多艘。北宋船只的体积和载重量相当大，徽宗时造的出使高丽的大海船，称为“神舟”，据估计可装载20000石以上货物，载重量约为1100吨。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侧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风浪强的优势。海船上主桅杆高十丈，头桅高八丈，共装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舱，中舱又分四堂。这种隔舱防水设备是中国造船工人的首创。

　　更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指南针已应用于航海，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北宋时，舟师在航行中，夜观星，昼观日，遇阴晦天，则看指南针。


雕板印刷和造纸业

　　雕板印刷术在北宋时有飞速发展，广泛被用来刻印书籍。

　　国子监刻印的书，后世称为监本。民营书坊刻印的书被称为坊本。都城开封和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眉山都是印刷业的中心。

　　北宋纸的种类很多，竹、藤、楮、麻等都是造纸的原料。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歙州的凝霜、澄心，宣州的栗纸，浙江的藤纸，温州的蠲纸等，都是有名的品种。歙州出产一种长纸，制作甚精，一幅长五十尺，竟均能做到自首至尾，匀薄如一。


丝织业

　　纺织水平的提高北宋纺织业仍以丝织业占主要地位。

　　丝织品的种类繁多，绢有五十多种，绫有二十七种。河北定州的缂（刻）丝，用各种颜色的丝线，织出美丽逼真的花草鸟兽。京东单州的薄缣，每匹只有百株（四两）重，望之如雾。这些都是丝织珍品。麻织业集中在东南地区。淮南、江南、荆湖、福建、广南等路，都产麻织布。其中黄、宜、袁、吉等州的纻布，虔州的白攽，都是当时市场上的畅销产品。


工匠地位的变化

　　北宋时期，在官私手工业作坊中，工匠的身份、地位有了变化。

　　私营作坊使用雇佣工匠，他们领取钱米作为雇值，雇值多少因不同时期、不同部门而异。官营作坊役使的工匠，有从军队调来仍隶名军籍的军匠，也有从民间雇募来的和雇匠。此外还有一种当行差充的工匠，称“当行”或“鳞差”，这种当行工匠在北宋只作为辅助之用，他们和唐朝的番匠已有不同，不是无偿服役，而是付给一定的“雇值”。有的生产部门如铸钱作坊，还出现了类似计件给雇值的方式。这些情况都表明北宋工匠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缚已经有所松弛。


城市和市镇的兴旺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新的转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北宋都城开封是最繁华的城市，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市场上的商品既有来自国内各地的百货，也有来自国外的各种商品。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城内另有固定市场和定期集市。其中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规模很大。市内还出现了“瓦舍”（或称“瓦肆”），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和茶楼，还有说书、演戏的，成为娱乐的中心。宋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城市商业繁荣的艺术反映。

　　北宋时期，由于旧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业分区性逐渐消失，因此行会的地位更显重要，组织更加严密。唐朝时，有些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时更加发展。农村中还有定期开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赶场。在草市或集、墟的贸易中，农产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占大宗，也有一些生产工具的交易。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换发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市镇是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它的发展，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


白银和交子

　　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每年就达到80万贯。以后逐渐增加，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达六百余万贯。　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大城市有金银铺和兑房，专门买卖金银和兑换货币。　国家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为883900多两，　到1120年（宣和二年）为1860万两。黄金虽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北宋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区长期使用铁钱，因铁钱重，携带不方便，公元10世纪末叶，成都市场上遂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借口商人争讼不息，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但钱引不备本钱，大量印发，于是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


商税和专卖

　　由于商业发达，北宋政府对商税特别重视。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专门征税。

　　宋朝商税分为两种：过税，每关值百抽二，是对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对坐贾抽的。正税之外，还有杂税。随着商业的繁荣，商税日益成为政府重要财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间，商税只有450万贯，到仁宗时，即增加到2200万贯。

　　北宋政府为了搜刮更多钱财，对盐、茶、酒、矾等实行专卖，即由官府控制这些物品的生产并垄断销售。北宋专卖制度的实行，使得封建政府大获其利，但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靖康之难”　

　　北宋对辽作战的失败，对金交涉的软弱退让，充分暴露了它的腐朽性。女真贵族占领燕京以后，就不承认宋金两方议定的条件。经过反复交涉，北宋才得到燕京及其附近的蓟（天津市蓟县）、景（河北遵化）、檀（北京市密云县）、顺（北京市顺义县）等四州土地。以徽宗为首的北宋最高统治集团，还认为金主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遂撤除了边境的防御，陶醉在所谓“复燕云”的“胜利”之中。

　　1125年十月，金兵两路南下，宋徽宗急忙把帝位传给儿子赵桓（钦宗），自己逃往南方。金西路军因受到太原军民的坚强抵抗，无法前进，但东路军很快包围了开封。

　　在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情况下，北宋统治集团分化为抗战派和投降派，两派在和战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宋钦宗和宰相李邦彦、张邦昌等主张屈辱求和，答应赔款、割地，企图用这个办法来保全自己的统治地位。抗战派首领李纲坚决反对屈辱求和，他亲自督战，开封军民坚决守城，士气旺盛。这时河北、山东地区的义军也起来打击金兵，因此孤军深入的金军考虑到形势不利，被迫撤退。

　　金兵北退之后，投降派又得势，李纲被迫离开首都，各路勤王之师和民兵被遣散，边防空虚，北宋统治集团仍然过着荒淫腐朽的生活。不到半年时间，1126年（靖康元年）秋，金兵又分东西两路南下。西路金军攻克太原后，乘胜渡河，与东路金军共同围攻开封，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封城破。

　　金因为兵力有限，所以在占领开封四个多月，大肆勒索搜刮以后，于1127年农历四月初一日，撤兵北上，带走包括徽、钦二帝在内的全部俘虏和财物。开封及其附近州县又惨遭一次浩劫。史称“靖康之难”。北宋的统治到此结束。


南宋的建立

　　金兵在撤出开封之前，册立原北宋宰相张邦昌为“大楚”皇帝，让他替金人统治黄河以南地区。伪楚政权很快为人民所唾弃，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于1127年五月即皇帝位于应天府（河南商丘），改年号为建炎，是为宋高宗。后来高宗又定都临安（浙江杭州）。史称此后的宋朝为南宋。

　　南宋政权建立初年，由于金兵的严重威胁，不得不起用抗战派代表人物李纲为左相。那时，河北、河东的军民纷纷组织义军抗敌，多的几万人，少的也有上万人。李纲认为应该支持沼帔强大的武装力量，收复失地，并且推荐宗泽留守开封。但是李纲当了七十五天宰相就被投降派黄潜善（右相）、汪伯彦（知枢密院事）挤走，他所苦心经营的抗金措施，一概被废除。在这种情况下，太学生陈东、进士欧阳澈先后上书请留用李纲，罢免黄、汪，还都开封，竟被高宗杀害。接着，高宗和黄、汪等逃往扬州，再也不提抗战的事了。


北方军民的抗金斗争

　　宋政府南逃以后，金朝又分路向山东、河南、陕西进攻。这时北方义军在敌后更加活跃，到处打击金兵。

　　其中著名的有河南的八字军、河东的红巾军，此外，还有河东中条山区的义军，河东吕梁山区和太岳山区的义军、河北庆源五马山的义军、山东梁山泊的水上义军等等。这些义军的抗金活动，牵制着金兵的南下，也使金朝在北方的统治不能稳定下来，因而帮助南宋政府保住江南的半壁河山。

　　此时，东京留守宗泽不但逐步加强了开封的防御工事，而且还积极联络北方义军。宗泽前后二十多次上疏劝说宋高宗回东京，可是高宗和黄、汪等人没有信心抗战，而且担心义军的力量壮大，会动摇自己的统治。因此，对金采取屈辱投降的政策。

　　宗泽的多次要求，一直得不到宋高宗的采纳，终于忧愤成疾而死。

　　1129年初，金兵又分路南下，宋高宗等人仓皇渡江逃往杭州。十月，金将兀术领兵十万分两路渡河，长驱直下。宋高宗又从临安（建炎三年升杭州为临安府）奔越州（浙江绍兴）、明州（浙江宁波）。

　　1130年初，高宗再从定海（浙江镇海）乘船逃往温州。金兵下海追赶三百多里，遇大风雨被南宋水师打败，才引兵遁去。大江南北许多繁华城市和农村遭到严重的破坏。

　　在金军南下的过程中，各地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其中金兵北退经过镇江及建康（江苏南京）东北的黄天荡时，受到宋将韩世忠水师的拦击。激战时，韩夫人梁氏亲自击鼓助威，相持四十八天，金兵才逃脱。抗金名将岳飞也率领一支军队，在建康附近多次给金兵以打击。在陕西的张浚部队也向金兵发动进攻，以减轻金兵对东南地区的压力。

　　金兵北退后，宋高宗才北返越州。1131年改元“绍兴”。1132年正月，南宋朝廷才在临安府安顿下来。1138年，南宋决定与金议和，正式下令定都临安。

　　1130年九月，金立南宋叛臣刘豫为“大齐”皇帝，统治河南、陕西之地，建都大名（河北大名），后迁开封。


南宋军民的抗战

　　在1130年（建炎四年），兀术南侵失利后，金朝统治集团改变战略，把重兵集中到陕西一带，攻下了陕西南部的一些州县，准备由这里进入四川，控制长江上游，用大迂回的战略包围南宋。西路宋军在吴玠、吴璘兄弟率领下，在陕西的和尚原（宝鸡西南大散关之东）和仙人关（大散关西南）打败兀术的主力军十万人，粉碎了金兵南下的企图。

　　1134年夏秋之间，中路宋军在岳飞的率领下击败了伪齐的主力军，收复了襄阳府等六个州郡。同年十月，东路宋军在韩世忠的带领下，于扬州西北的大仪镇打败金兵，一直追到淮河南岸，驻军楚州（江苏淮安）。

　　1136年春，刘光世、张俊继韩世忠之后，从江南移屯淮上，岳飞从鄂州（湖北武昌）进驻襄阳，南宋各路军队发动多次反攻，与北方义军相呼应。韩世忠越过淮河，曾经一度攻抵徐州东南；岳飞派兵深入伪齐境内，收复洛阳西南一些州县，与太行山义军取得联系，后因粮食不足撤回。

　　1137年，金朝重臣粘罕失势死去，挞懒一派掌握大权，金对宋的军事、政治策略也因而改变。他们取消伪齐，对南宋政府采取“以和议佐攻战”的诱降策略。

　　1137年（绍兴七年）年底，宋高宗得到金朝愿意议和的消息后，立即再度起用秦桧当宰相兼枢密使，不顾许多武将文臣的反对，于1139年（绍兴九年）与对方订立了和约。


岳飞蒙冤

　　1140年，金朝又发生政变，挞懒一派被推翻，兀术一派掌握大权，立即撕毁和约，对南宋发动全面进攻。但南侵的金军遭到各路宋军的英勇抗击，刘锜指挥原八字军近两万人在顺昌（安徽阜阳）击溃兀术带领的精锐部队“长胜军”十万多人，取得了大捷。淮东韩世忠部北上克复了海州（江苏连云港市），淮西张俊、王德部先后进入淮河以北。东西各路军的胜利，对中路岳飞部队的北伐很有利。

　　六月二十二日，岳飞从德安府（湖北安陆）大举北伐。他不顾高宗要他班师的命令，先后收复了蔡州（河南汝南）、颍昌（河南许昌）、郑州、洛阳等地。

　　大军逼近金朝战略要地开封，双方在郾城（河南郾城）会战。岳飞亲率骑兵参战，大破金兵。给金方以重大打击，创造了收复中原的有利条件。与此同时，黄河以北的义军纷纷响应，到处牵制金兵的活动。这时，宋高宗认为自己已有力量守住淮河，如果继续打下去，将促使大将久握重兵，造成尾大不掉的局势，于是就同秦桧商定，命令各路军队“班师”。

　　宋高宗、秦桧等人又准备签订和约，恐将帅反对，便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明升其官，实则解除他们的兵权。不久，秦桧捏造岳飞谋反的罪名，逮捕岳飞及其子岳云、部将张宪等。


“绍兴和议”

　　1140年十一月，南宋与金签订了和约，史称“绍兴和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其一，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

　　其二，宋金疆界，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宋割唐（河南唐河）、邓（河南邓县）二州及商（陕西商县）、秦（甘肃天水市）二州之半予金；

　　其三，宋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和议签定不久，十二月，宋高宗、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和岳云、张宪，制造了宋代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金兵南下

　　绍兴和议后，金统治者开始准备迁都，把女真猛安谋克户大量迁到两河及中原，分给他们大批从民间掠夺来的土地，称为屯田军（或屯田户），用来监视和镇压各族人民。这个措施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融合以及女真人的封建化过程。

　　1148年，兀术死，海陵王完颜亮当右丞相。次年，完颜亮杀金熙宗，自立为帝（1149～1161年）。1153年，宣布燕京为首都，命名为中都大兴府。

　　为了南下掠夺，完颜亮又着手经营开封，1161年（绍兴三十一年）夏，再迁都南京开封府。九月，便以号称百万的兵马，分为四路，大举南下。金兵南下后，仅一个月左右，就进抵长江北岸。十月中旬，高宗派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参谋军事。淮西、淮东的宋军虽然节节败退，但在淮东海滨的宋水师将领李宝与义军魏胜部相配合，不但收复了海州，并几次打败了金人的进攻；荆襄一线的宋军，收复了唐、邓等州县；西线的宋军，收复了秦、洮（甘肃临潭）、陇（陕西陇县）、商州等地。

　　在金兵南下之前，北方各地的反金武装已经风起云涌，契丹诸部也纷纷起来反抗。在金兵南下途中，金东京留守完颜雍乘机自立为帝，改元大定，下诏宣布完颜亮的罪状。完颜雍就是金世宗。十月底，完颜亮攻抵长江北岸。不久，金从采石渡江。

　　这时，虞允文以参谋军事的身份担负起指挥责任。他派水军堵住北岸杨林河口，截击金兵。金方船小兵多，运转不便；宋方的蒙冲舰（车船）却往来如飞，又使用“霹雳炮”轰击，把金兵打得大败而逃。采石渡江失败后，完颜亮被部将射杀，金兵北归。十二月，金世宗迁都燕京。


“隆兴和议”

　　1162年夏末，宋高宗传位给他的过继儿子赵昚，是为孝宗。孝宗起用抗战派张浚为枢密使，主持北伐。但北伐很快失利，1163年（隆兴元年）金兵大举南下，宋军损失惨重。

　　此后，主战派人物又陆续被排斥出朝，以秦桧的党徒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又得势。宋金双方进行和谈，到1164年签订了和约，史称“隆兴和议”。

　　其主要条款如下：

　　其一，南宋不再向金称臣，世为叔侄之国；

　　其二，原来的“岁贡”改称“岁币”，每年减少银绢各五万两匹，仍支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其三，疆界与绍兴时相同（宋放弃新收复的海、泗、唐、邓、商、秦六州）。


“隆兴和议”

　　1162年夏末，宋高宗传位给他的过继儿子赵昚，是为孝宗。孝宗起用抗战派张浚为枢密使，主持北伐。但北伐很快失利，1163年（隆兴元年）金兵大举南下，宋军损失惨重。

　　此后，主战派人物又陆续被排斥出朝，以秦桧的党徒汤思退为首的主和派又得势。宋金双方进行和谈，到1164年签订了和约，史称“隆兴和议”。

　　其主要条款如下：

　　其一，南宋不再向金称臣，世为叔侄之国；

　　其二，原来的“岁贡”改称“岁币”，每年减少银绢各五万两匹，仍支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其三，疆界与绍兴时相同（宋放弃新收复的海、泗、唐、邓、商、秦六州）。

　　南宋另给金军犒军银（赔款）三百万两。此时，蒙古势力已在北方兴起，并不断南下攻战，而金和南宋则渐次衰落下去。



南宋的经济

农业的发展

　　宋金并立时期，南方的水利事业大大超过北方。史载：“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宋史·食货志》) 除了修复久被堙废的水利之外，还修建了不少新的工程。

　　南宋的圩田面积又有扩大。如太平州的当涂、芜湖、繁昌三县，圩田面积占全县农田的十分之八九。宣城县有圩田179所。另外，涂田、沙田、梯田等也大量开垦，农田面积不断增加。

　　农业生产技术也以江浙一带最进步，四川次之。江浙农民深耕熟耨，使土细如面。大暑时节，决放田水，让太阳曝晒，使苗根坚固，称为“靠田”；苗根坚固后，再车水入田，称为“还水”。此后，遇旱不枯，可保丰收。当时，上等田亩收五六石。“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产生。

　　南宋时，植棉区已不限于两广和福建，逐渐推广到长江和淮河流域。由于经济作物的逐步推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无论在官田上或私田上，采用货币折租的形式也有所增多。


丝织技术

　　南宋时，丝织技术有新的提高。苏州、杭州、成都三个著名的官营织锦院，各有织机数百台，工匠数千人，规模宏大，分工细致，丝织品种类繁多，产品精致美观。

　　南宋纺织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棉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棉纺织业逐渐普遍起来。宋人《木棉》诗中有“车转轻雷秋纺雪，弓弯半月夜弹云，……机杼终年积妇勤”等句，反映了扦子、弹花、纺纱、织布的劳动过程，以及所用铁铤、弹弓、纺车、织机等各种棉纺织工具。

　　由于新的纺织工具的出现，已能织出带有细字、小花卉的花布。1966年浙江兰溪县南宋古墓中，出土了一条随葬棉毯，说明江南地区不仅能织布，而且还能织毯，反映了棉纺织业的新发展。


造船业与制瓷业

　　南宋时期，造船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明州、泉州、广州等造船业中心，仍然制造大型海船。1974年，在福建泉州湾发掘出一艘南宋末期的海船。根据其长、宽、深计算，载重量当在二百吨以上。这艘船的造型和结构都与宋代文献记载相吻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船舱竟多达十三个。

　　南宋时还普遍制造车船。车船装有轮子，用脚踏轮，激水而行。

　　南宋制瓷业的规模宏大，有的窑址堆积面达二十亩，高二十米。临安凤凰山下的修内司官窑，所烧瓷器，“极其精制，釉色亦莹澈，为当时所珍”。景德镇是著名制瓷中心，产品远销各地。浙江龙泉所产传统青瓷，仍为当时上品。

　　其他如造纸、印刷、制茶以及火器制造等业，也都相当发达。  


商业和城市的繁荣

　　南宋都城临安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浙江及其他州郡前来的货船，络绎不绝。此外，平江、建康、鄂州、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墟市则比北宋更加普遍，仅广东一路就有墟市八百个，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的繁荣。

　　宋金并立，双方贸易往来仍然频繁。宋金政府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除榷场外，民间私下交易的数量极多。在今吉林、内蒙古等地的墓葬中，均曾发现南宋湖州制造的铜镜。在内蒙古西部黑水城遗址中，也曾发现福州刻印的书籍。至于景德镇和龙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全国。

　　南宋的海外贸易也超过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岁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岁入63万贯的两倍多。由于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铸造供不应求。在对外贸易中，铜钱又大量外流。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除交子仍在四川地区使用称为川引外，还发行了会子。南宋政府发行纸币，主要是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大量纸币投入流通领域，造成币值下跌，通贷膨胀。


土地兼并

　　南宋时土地兼并极其激烈。宋室南渡后，皇族和出身北方的文臣武将纷纷在南方掠夺土地，建置家业。一般官僚地主也利用战乱兼并土地。再加上官商大贾采用以末求富、用本守之的办法，大量购买土地。从而掀起了兼并狂潮，使南宋土地集中的严重程度大大超过北宋。

　　南宋土地兼并最明显的特点是高度集中。如南宋初期的大将张俊，每年收租米60万斛，淮东土豪张拐腿，每年收谷70万斛，以每亩收租一石计算，他们的田地都有六七十万亩。由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农的也迅速增多，因此南宋客户的比例超过北宋。

　　南宋时期，地租仍是分成租和定额租两种，但佃户所受地租剥削及额外负担，比北宋更苛重。特别是许多地区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比北宋严重，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很少有退佃的自由。


南宋黑暗统治

　　南宋控制的地区比北宋小，可是统治集团的挥霍并不减少，加上巨额军费及输纳给金朝大量岁币，财政支出反比北宋增加，对农民的剥削也更为厉害。

　　北宋时财政岁入最高额为6000多万贯，南宋时达到8000万贯。土地减少三分之一，税收却增加四分之一，人民的负担十分沉重。南宋征收的二税，从表面上看，税额变动不大，但附加税很重。除正税外，还有苛捐杂税。如“经总制钱”、“月桩钱”、“曲引钱”、“卖纸钱”和“折纳牛皮、筋、角钱”等。地主阶级又往往利用政治权力，把赋税负担转给农民，造成“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的局面。土地集中，赋税繁重，农民生活极端困苦。这种状况不能不迫使农民走上反抗道路。

　　南宋时期，以农民为主体，包括士兵、茶贩、盐贩、少数民族的各种武装起义，大小约二百多次。其中主要有南宋初期的钟相、杨么起义，和中后期的赖文政、李元砺、陈三枪领导的起义。各地区农民起义的不断出现，沉重打击了南宋黑暗统治。



两宋时期中外交流

海外贸易的发展

　　唐朝时期，对外交往的孔道主要是西北陆路。到两宋，因战争关系，西北陆路交通时断时续，于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主要依赖东南海路交通。
　　
　　北宋时，海外贸易之盛，远远超过前代。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及收购进口物资来满足皇室、官僚的生活需要，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早在971年（开宝四年），就设置市舶司于广州。以后，北宋政府又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桥镇（山东胶县境）、秀州的华亭县（上海市松江一带）设置市舶司或市舶务。

　　南宋时，除密州归入金朝版图外，其他五处市舶机构仍继续存在，又增设温州、江阴军两处市舶务。


市舶机构

　　宋代的市舶机构类似近代的海关，但权力更大。

　　商船出海，必须向它申请、具保才能通行。否则货物将遭没收，人员被惩处。外国商船到达中国港口后，必须立即向市舶机构报告，由它派员上船检查。一般征收其货物的十分之一作为入口税，叫做“抽解”。并规定某些货物为禁榷物，全部由市舶机构收购，其他货物也收买一部分，总称为“博买”。抽解和博买来的货物，一律送交中央政府。南宋政府又在通商口岸创办外商招待场所，如杭州有怀远驿，明州、温州有来远驿等，对外国商人和商船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

　　由于两宋政府大力奖励海外贸易，加上当时造船业的进步，指南针的使用，使海上交通极为便利。当时，亚非各国与中国通商的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重要的有高丽、日本、交趾、占城、真腊（柬埔寨）、蒲甘（缅甸）、勃泥（加里曼丹北部）、三佛齐（苏门答腊东南部）及大食等。


宋朝和朝鲜的交往

　　两宋时期，统治朝鲜半岛的是王氏高丽（918年～1392年）。北宋统一后，两国关系密切。高丽曾屡次向北宋馈赠良马、兵器、弓矢、金器、铜器、大布、人参、硫磺及药材等等，还多次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文化和技术。宋朝也厚待高丽来使，并派使臣去高丽报聘。

　　1123年（宣和五年）出使高丽的徐兢，受到高丽政府的隆重接待。他回国后，根据自己的经历、调查和访问所得，写成《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北宋政府还多次向朝鲜赠送礼服、乐器、银器、漆器、锦、绢、茶、酒、象牙及钱币等等，还屡次派太医到朝鲜传授医术。

　　两国间的大批贸易，起初是由双方官府通过朝贡和特赐的方式进行的，后来民间交易也渐渐频繁起来。两宋时，每逢春末夏初，山东、两浙、福建沿海的港口，特别是明州，港岸边便挤满了由高丽来的船只；到夏秋之间的南风季节，高丽由贞州到开京的水道上，也不断地行驶着从中国各个港口来的商船。

　　两宋时期，到中国求法和留学的高丽僧人非常多，他们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礼遇和照顾，在两国文化交流上，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中国的影响下，朝鲜很快学会了雕板印刷技术。两宋时期出现的活字印刷术，大约在13世纪初传入朝鲜，朝鲜人改铸成铜活字。后来，这种新兴的印刷术被朝鲜政府所采用，为称誉于世的李氏朝鲜铜活字打下了基础。


中日交流的密切

　　在宋代，中日交往相当密切，明州一直是双方交通的门户。

　　当时从日本输入的货物，主要是木材、黄金、硫磺、水银、砂金和各种手工艺品。中国黄金的价格比日本高，因此日本的黄金大量输入中国。黄金的大量输入，有利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制造的宝刀和纸扇，素负盛名，输入后深得宋代士大夫的喜爱。输住日本的商品，主要是瓷器、丝绸、香料、药材、书籍、文具以及铜钱等。

　　北宋初和神宗时，准许铜钱出口。特别是日本镰仓时期（1185年～1333年），商业发达，而其国内币制紊乱，铜钱质量低劣，所以对中国钱币需求十分迫切。南宋理宗时，日本政府一次就从中国运去铜钱十万贯。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全国28处出土的中国铜钱，自唐至明共为55.3万余枚，其中北宋钱占82.4%。至于书籍，也不断传入日本。如北宋太宗时，中国的雕版印本《大藏经》等大型书籍，由日本僧人乘中国商船带归，藏于京都法成寺。雕板书的大批输出，对日本的印刷事业，也影响颇大。

　　在文化交流方面，两国僧徒的频繁往返也起了重要作用。日本名僧荣西，曾于1168年和1187年两次来中国，他不仅把禅宗输入日本，还将茶种带回日本，并著《吃茶养生记》二卷，对茶叶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与越南的交往

　　两宋时期，越南存在了几个王朝，有时称安南，有时称大越。他们都和宋朝保持了密切的交往。

　　宋代输入占城的商品有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及铅锡等，越南人使用的纸和笔，也是由宋朝输入的。而越南的木棉（棉花）、占城稻等，同样受到宋朝的欢迎。

　　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的文字对越南有很深的影响，越南曾长期使用汉字。在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称为“字喃”。“字喃”是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来表达越南语言。此外，中国的医药对越南也产生很大影响。


中国和印尼的交往

　　两宋时期，中国和印尼的交往非常密切。成书于1225年（宝庆元年）赵汝适的《诸蕃志》，对于来中国贸易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有相当详细的记载，在这本书中所提到的新拖（在爪哇西部）、苏吉丹（在中爪哇）、三佛齐等，都在今印尼境内。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茶叶、瓷器、铁器和农具等。对方主要输出的商品是沉檀香、茴香、犀角、象牙、珍珠、水晶等。

　　此外，两宋时期，中国和亚洲南部的柬埔寨、缅甸和印度等国，也都有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宋朝和西亚交流

　　两宋时期，中国和西亚地区的关系有进一步的发展。

　　当时中国贩运到阿拉伯地区的货物，主要有丝织品、瓷器、纸和麝香。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则是阿拉伯商人频繁往来的地方，他们通常贩运香料、药材、犀角、珠宝到中国，再收购丝绸、瓷器等商品。当时在广州、泉州城内，还居住着许多阿拉伯富商。阿拉伯人把阿拉伯文化，如天文、历法、医学等介绍到中国，又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

　　中国的造纸术、炼丹术、火药、指南针等，就是由他们先后传播到非洲和欧洲，对西方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宋朝和非洲的交流

　　在东非海岸的摩加迪沙、布腊伐、桑给巴尔、马菲亚岛、基尔瓦群岛等地，都不断发现唐代和宋代的钱币；在格迪、奔巴岛、桑给巴尔、坦噶尼喀和基尔瓦群岛，也曾不断发现宋代的瓷器和瓷器的碎片。这些都是中国和非洲海上交通的历史见证。

　　由于和非洲接触的增多，中国对非洲有了较多的认识。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两书，对于非洲几个国家的记载都有较丰富的内容。



宋辽金时期的文化

理学的产生和发展　

　　在两宋时期，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是理学。

　　理学又称“道学”，它是佛、道思想渗透到儒家哲学以后出现的新儒家学说。从南宋以后，理学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思想。
　　两宋理学的奠基人是周敦颐（1017年～1073年）。周敦颐，湖南道州濂溪人。他提出了关于宇宙万物起源的学说，认为宇宙的本源是太极，太极的动和静产生出阴阳，阴阳二气交互作用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它们的互相推移转变，造就了气象万千的物质世界。他在《太极图说》中明确指出：“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也”。这显然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宇宙观。周敦颐还把思孟学派提出的“诚”解释为人的至善的本性，是仁、义、礼、智、信所谓“五常”的根本，是符合封建社会秩序的各种行为的渊源。


“二程”哲学

　　北宋对理学发展起突出作用的是，即程颢（1032年～1085年）、程颐（1033年～1107年）兄弟。他们在少年时代同受业于周敦颐，是北宋理学家的代表人物。

　　二程哲学体系的核心是“理”或“天理”。“理”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理是天下万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则，是永恒存在的；

　　第二，理不仅是自然界的，也是社会的最高原则。二程把君、臣、父、子这些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全部归结为“天理”的体现；

　　第三，理先于气（事物）而存在，理是第一性的，气是从属于理的；

　　第四，“一物须有一理”。这是说每一物都由理产生，每一物也都体现了完全的理。这样的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只能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绝对观念。提出这样一个总括天地万物的理，其要害在于用精神世界支配物质世界，把自然界道德化。他们把一切封建的伦理道德都说成是“天理”，从这一论点出发，他们提出了“灭私欲，则天理明”的命题。为了保存“天理”，程颐还竭力宣扬“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要妇女做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毒害极大。


朱熹哲学思想

　　在理学发展史上，南宋的朱熹是一个集大成的人物。朱熹（1130年～1200年），祖籍徽州婺源。他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思想，并利用了北宋思想家张载关于“气”的学说，建立了一个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他是孔子以后在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其著述有《朱子语类》、《晦庵文集》及《朱子遗书》等。朱熹哲学思想体系中的基本范畴是“理”。他认为“理”是万物生成的本源，而“气”则是构成万物的材料。在“理”与“气”的关系上，他肯定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但就具体的事物来说，他又认为理与气是同时存在、密不可分的。他利用唯物主义的概念来弥补其唯心主义的漏洞，使其学说显得更为严密。

　　朱熹强调事物的对立和差别，认为这种对立和差别是不能改变的，并以此论证封建等级制度的永恒不变。朱熹宣扬封建的伦理纲常是“理”的表现，是先验的。他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天命之性是“专指理言”，理是纯善的，故天命之性也是善的；气质之性则是“理与气杂”，故有善有恶。“禀其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的，就是圣人；“禀其昏浊之气，又为物欲之所蔽”的，就是愚者和不肖之人。朱熹把人欲说成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主张以天理来克制人欲，要“去人欲，存无理”，完全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


陆九渊思想

　　南宋时，还产生了著名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家陆九渊。

　　陆九渊（1139年～1192年），江西金溪人，他把儒家思孟学说和佛教禅宗思想结合起来，并承袭和发挥了二程“天即理，即心”的观点，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题，认为“心”是天地万物的本源。陆九渊把空间和时间说成是人心的体现，完全否认人的感觉之外的客观实在。

　　1176年，陆九渊和朱熹在江西信州（上饶）鹅湖寺进行了一场大辩论，史称“鹅湖之会”。朱熹说伦理纲常是客观存在的天理，而陆九渊则反驳说伦理纲常是人所固有的本心。陆九渊提出了“存心”、“去欲”的德道修养方法。他把所谓良心与物欲对立起来，主张去欲、存心，认为一个人一旦恢复了本心，“虽在贫贱患难中，心自亨通，正人达者观之，即是福德”。


张载的思想　

　　在两宋理学唯心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以张载为代表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张载（1020年～1077年），关中郿县横渠镇人。他是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但他的哲学思想和后来成为理学正宗的程朱学派有根本的不同。张载特别强调“气”，认为气是万物的本源，一切存在都是由物质性的气构成的。其代表作有《正蒙》等。


反理学思想家

　　在南宋，与唯心主义理学展开针锋相对斗争的，有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事功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这两个学派的学者，不仅交游甚密，相知很深，而且观点一致，都反对空谈义理性命。

　　他们的学说，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编撰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自1066年（治平三年）开始编纂，至1084年（元丰七年）书成，历时19年。全书共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晋，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时期1362年的历史。

　　司马光在编纂这部书的过程中，邀集了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刘恕、刘攽、范祖禹为主要助手。他们吸取纪传体的优点，避免编年史的弊病，每遇重大历史事件，不再分见于多处，因此它赋予编年史体以新的生命力，对后来史学产生很大的影响。

　《通鉴》取材丰富，考证详密，修书时根据的材料，除正史外，杂史多至322种，往往一事用三四种资料纂成，史料的真实性胜过许多正史。司马光写该书的目的在于“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全书绝大部分篇幅记述历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对于文化等方面则较少记载。


《通志》

　　《通志》是南宋杰出史学家郑樵毕生心血的结晶，共二百卷。其中记述历代君臣事迹的本纪列传多抄录旧史，不被人重视。它最大的贡献在二十略，这是全书的精华，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等五略为旧史所无。六书讲文字，七音讲语音，更是郑樵的首创。


《通鉴纪事本末》

　　 《通鉴纪事本末》是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历史著作，为南宋史家袁枢所编著。

　　宋以前，中国史籍不外编年和纪传二体，这两种体裁各有缺点，编年体以年为经，“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纪传体以人为主，“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因此给读者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有鉴于此，袁枢对《通鉴》进行改编，区别门目，综括1300多年史迹，分隶239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每事一篇，自为起迄，故名“纪事本末”。袁枢的著述，为历史编纂学开创了新途径。


官修史籍

　　两宋时期，当代史的编修也有显著的成就。

　　宋政府设置专门的史官，分别纂修实录、国史、会要等书，内容都比前代同类书详细。如现在流传的《宋会要辑稿》，是清嘉庆年间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原书有二千二百余卷，辑本虽残缺不全，仍约有五百卷。其中十分之七八的史料都是《宋史》中所没有的，是研究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重要参考书。


私家史书

　　私家史书由两宋史家私人编写的当代史书，数量更多，其中比较杰出的巨著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该书专记北宋九朝史事，原书已佚，今本五百二十卷，是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重新编次分卷的。《长编》取材广博，考论详悉，是研究北宋历史的重要著作。

　　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专记宋高宗一朝史事。此书是为续李焘《长编》而作，原书已佚，今本《要录》也是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李心传还有另一部与《要录》互相经纬的著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专记南宋前期的典章制度，史料价值也很高。

　　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专记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和战诸事，书中广泛地搜罗了有关宋金交涉与和战的言论和记述，其中引用的史料，有多是由对金和战的决策人、使臣以及当事人亲手记录的，故价值很高。


志书　

　　两宋时期，志书不但大量出现，而且编纂体例也渐趋完备，其中专记一地的方志，有范成大的《吴郡志》，梁克家、陈傅良的《淳熙三山志》，施宿的《嘉泰会稽志》，周淙的《乾道临安志》及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等。另外，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专记北宋末年开封的繁华景象；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粱录》，专记南宋杭州的城市状况，也都是富有史料价值的地方史著作。全国性的志书，则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及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


金石学　

　　宋代学者开辟了金石学这一领域。金石学家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对古器物及古器物拓本的搜集，

　　二是对古器物的鉴定及金石文字的考释，
　
　　三是以古器物及金石文字来考订历史记载。

　　主要的金石学著作，北宋时有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南宋时有赵明诚的《金石录》、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洪遵的《泉志》、洪适的《隶释》和《隶续》等。


类书　

　　北宋人编纂的类书，重要的有《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号称四大部书。另外还有南宋王应麟编纂的《玉海》等。


词的发达

　　两宋时期，中国文学的主流是新兴的词。

　　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而盛于两宋。在宋代，由于地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生活的更加繁华，不但宫廷内设有“教坊”，在较大的城市中都有歌楼伎馆，有些贵族官僚豪绅的家里也有歌伎舞女，为可以歌唱的词的普遍发展提供了条件，词在宋代文坛上遂占统治地位，与唐诗前后相辉映。宋词数量巨大，据近人唐圭璋编的《全宋词》著录词人1330多家，作品有19900多首。


柳永

　　柳永（约987年～1053年），字耆卿，福建崇安（今属福建）人，是北宋词坛上影响最大的词人之一。他的突出贡献是发展了长调的体裁，善于用民间俚俗的语言和铺叙的手法，组织较为复杂的内容，用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市民气息，风行一时。


苏轼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今属四川）人。他是北宋的文坛领袖，能诗善词。他冲破了狭隘的传统局限，以诗为词，不仅用诗的某些表现手法作词，而且把词看作和诗具有同样的言志和咏怀的作用。苏词，富有幻想的浪漫精神和雄浑博大的意境，表现出豪迈奔放的个人性格及其乐观处世的生活态度。苏轼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


李清照

　　李清照（1084年～约1155年），号易安居士，齐州章丘（今属山东）人，是南宋初年著名的女词人。她的词以委婉含蓄、风格清新著称，为婉约派的正宗。由于生活的巨大变化，她的词以宋室南渡为分界，有前后期的不同，前期词的基调欢乐明快，后期词充满着身世飘零、国家兴衰之感。


陆游

　　陆游（1125年～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浙江绍兴）人，南宋大诗人和大词人。他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志士，非常关心民族的安危和存亡。他在《诉衷情》一词里慨叹：“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充满了壮志未酬的悲愤情绪。南宋政府对金采取屈辱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呻吟于女真贵族压榨下的北方人民的愿望，南宋统治者的残酷剥削等等，在陆游的诗词中都有深刻的反映。


辛弃疾

　　辛弃疾（1140年～1207年），字幼安，号稼轩，齐州历城（山东济南市）人。他也是南宋著名的爱国志士，又是开创一代词风的杰出文学家。他以自己长期的政治生活和社会实践为基础，继承和发展了苏词的豪放风格，并吸取了丰富的民间语言，采用了大量的散文化词句，广泛地熔炼历史题材为其作品服务，笔力雄健，风格多样，大大地开拓了词的境界，在词的革新运动中，建立了不朽功绩。他创作的词很多，现存的《稼轩词》共有六百多首，是两宋词人中作品最多的一个，内容非常广泛，充满了爱国热情和战斗精神。


话本小说

　　早在唐代就出现了“说话”和“市人小说”，到了宋代，随着城市的日趋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娱乐生活需求的“说话”成为当时重要的文学形式之一。宋时的“话”是故事的意思，“说话”就是讲故事，说话的底本就叫“话本”。说话的内容，有说经、讲史、小说，其中以小说最受欢迎。宋代话本流传至今的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国志平话》、《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以及《京本通俗小说》等。

　　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重大的影响，元明以来的一些章回小说很多就是在宋代话本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成的。


说话人

　　以说话为生的艺人叫说话人，如北宋末年的开封，就有说三分（三国故事）的著名艺人霍四究，说五代故事的艺人尹常。

　　南宋的杭州，以讲小说出名的艺人，有蔡和、李公佐、史惠英（原注：女流）等数十人。在金的西京大同，也先后有以专讲五代史出名的说话人刘敏等人。说明金朝城市中也有以“说话”为固定职业的人。当时说话人不但在城市较热闹的瓦舍、勾栏等固定场所中讲说，也经常往来于乡村内外。


戏曲

　　在宋金时期，为广大市民喜闻乐见的戏剧艺术也盛行起来。

　　从1959年在山西侯马金代董氏坟墓里发现的一座戏台模型看来，当时舞台设置已相当完备，上边五个角色正在“作场”，末、旦、丑、净全有，神态逼真，可以说是相当成熟的舞台艺术。在宋统治区域内流行的有傀儡戏、影戏和杂剧。傀儡戏即木偶戏，种类很多。影戏最初是用纸剪成的，后来用皮（驴皮或羊皮），所以也称皮影戏。杂剧是从唐代的参军戏发展演变来的，唐代参军戏的角色只有两个，主角叫参军，配角叫苍头，情节一般比较简朴。宋代的杂剧，继承了参军戏讽刺现实的精神，但情节比较复杂，角色也增加到四五人以至七人之多。

　宋代还有一种以歌舞讲唱为主的戏曲，例如有人用《商调蝶恋花》一调，填写十二首词，咏述《会真记》中张生与莺莺的恋爱故事。这种用许多首曲词前后连贯合叙一事的歌舞剧曲，已经具有了后代戏剧的雏形，也是金元时期套数杂剧的鼻祖。在南北宋之际，南方各地则流行着各种唱法的地方戏，总称“南戏”，尤以浙江温州、海盐的南戏最为著名。南戏原是由顺口可歌的村坊小曲发展起来的，没有严密的宫调。


诸宫调

　　在金统治区域内流行的是以讲唱为主的一种戏曲，叫诸宫调。诸宫调可以说是唐末说唱文学的总汇，它不只用同一宫调中许多不同的曲调组成套数，而且许多不同宫调、套数编缀成一个长篇故事。


书画家

　　北宋初年，在宫廷中建立翰林图画院，征召大批画家到画院供职，为宫廷服务。宋徽宗时，画院发展鼎盛。北宋的李成、范宽、郭熙、米芾和米友仁父子，以及南宋的李唐、马远、夏珪等人，都是闻名于史的画家。李唐好作长图大障，风格雄伟有气势。他作山水画，先施墨色，再著青绿，他的这种画风对于南宋一代山水画家的影响很大。

　　宋徽宗虽是一个昏庸的亡国之君，但酷爱书画，是第一流的书画家。他在绘画方面无所不能，而以花鸟画最为上乘。他画的《柳鸦芦雁图》和《芙蓉锦鸡图》，都是精炼的笔墨，达到形神俱妙的境地。

　　北宋中期的李公麟，初以画马得名，后来他把主要精力用在画宗教画和人物故事画方面，而尤以后者最为杰出。他是北宋最卓越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在南北宋之际的风俗画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幅画描写了开封汴河沿岸店铺林立、市民往来的热闹场面，反映了宋代商业、运输以及阶级关系的某些侧面，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南宋一代的人物画家，最著名的有李嵩、刘松年等人。


活字印刷术　

　　自唐后期以来，雕版印刷术对于文化的传播、普及和提高，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到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布衣毕昇又在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毕昇的这种发明，在印刷史上是个划时代的技术创新，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指南针的广泛应用

　　在北宋，指南针的使用已很普遍，当时已掌握了利用天然磁体进行人工磁化的技术。人造磁铁的磁性比天然磁体要稳定得多。同时，在指南针的装置上也有很大的改进，即将磁针穿在灯芯草上浮于水面和放在指甲上、放在碗沿上、悬在丝线上。著名科学家沈括还发现磁针所指方向正南稍偏东的现象。这是关于地磁偏角的最早记载。

　　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海外贸易空前发达。为了克服远渡重洋的困难，保证航船安全，不但造船技术有显著的改进和提高，而且至迟在北宋末年已把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之中。


火药及火器的应用

　　在宋代，随着采矿、冶金等部门手工业的发展和抗击辽、夏、金战争的频繁，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北宋时，在汴京有专门制造火药和火器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宋仁宗时，由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记载了以硫磺、焰硝（硝酸钾）、松脂以及其他不同物质按一定比例和操作程序制成不同用途的火药，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火药配方和工艺程序的记载。

　　北宋时，利用火药制造的火器，主要是燃烧性的，随后爆炸性的火器也大量地制造和应用。到了南宋，更发明了管状火器，如1132年（绍兴二年）军事技术专家陈规守德安（湖北安陆）时创造了火枪，把火药装在竹筒内点火喷射，这是射击管状火器的鼻祖，1259年（开庆元年），宋军和蒙古军在淮河一线作战，寿春府（安徽寿县）军民创造了一种叫“突火枪”的火器，在竹筒内放置火药后再安上子窠，用火药的力量把子窠射出去，子窠类似子弹性质，用石子、铁块等制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原始步枪。后来把竹筒改为铁管或铜管。


建筑技术的进步

　　宋、辽、金时期，在建筑技术方面也有较大的发展，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北宋李诫编写的《营造法式》，就是这一时期建筑技术经验的总结。

　　李诫（约1060年～1110年），字明仲，郑州新郑人。他曾在北宋政府的将作监任职十多年，主持过不少土木工程，积累了丰富的建筑经验。同时，他又“考究群书”，钻研历代文献中有关建筑工程的记载，集中建筑工人的智慧，花了三十多年时间，在北宋初年著名的工匠喻皓《木经》（三卷，已佚）的基础上，完成了《营造法式》这一部建筑学上的巨著。全书三十四卷，分名例、制度、功限料例、图样四部分。这本书对大木作的叙述特别详细。书中还配合文字说明，绘出各种图样。《营造法式》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已发展到较高的阶段，它是中国和世界建筑史上的珍贵文献。

　　宋代的开封铁塔是当时建筑的杰作。铁塔的前身是一座木塔，叫做“开宝寺塔”，由喻皓设计。这座木塔八角13层，高120米，时人号称“京师之冠”。1044年（庆历四年），因雷击烧毁。1049年，又照木塔式样，重建铁色琉璃砖塔，俗称铁塔。铁塔气势雄伟，还具有防震、防潮、防碱、防雷电等性能，因此能够经受近千年来多次地震、河患、雷电的袭击，巍然屹立，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技术水平。


医学的发展

　　两宋医药学在唐代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外国药物大量传入中国，因而在宋代官私编纂的医药书籍中，新药品种不断增加。宋太祖时编刻的《开宝本草》比《唐本草》增加新药133种；仁宗时所修《嘉祐补注本草》又增加新药82种。到北宋末年所编印的《政和经史证类本草》新增药品达628种。

　　南宋人宋慈（约1186年～1249年）所著的《洗冤集录》，系统地论述了检验尸体的各种方法，是世界上第一部司法检验专著，曾被译成法、英、荷兰、德、朝鲜、日、俄等多种文字，广泛流传，对法医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两宋时期，还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针灸学的发展。中国针灸学虽有悠久的历史，但因长期传抄，其中所载经络俞穴部位很紊乱。宋仁宗初年，针灸学家王惟一总结了历代针灸医家的经验，统一了针灸穴位，并在铜匠师的合作下，设计用铜铸成人体模型两具，刻划经穴，标注名称，为针灸教学之用；同时写成《新铸铜人俞穴针灸图经》三卷，不久又把《图经》刻石流传，使此后学习针灸的人对俞穴部位能有正确的知识。


天文学及数学成就

　　北宋天文学家苏颂和韩公廉等人，吸取前人有关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和齿轮应用技术上的成就，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座结构复杂、自动运转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并写成了一部图文并茂的详细说明书──《新仪象法要》，记载了水运仪象台的全部结构。反映出11世纪中国在天文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高度成就。

　　南宋著名数学家秦九韶在著作《数书九章》中，记有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和联立一次同余式的解法（当时叫做“大衍求一术”），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这一解法的人。


沈括与《梦溪笔谈》

　　北宋时期，产生了著名科学家沈括（1032年～1096年）。沈括，字存中，北宋杭州钱塘人。他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著作多已失传，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是他晚年所写的名著《梦溪笔谈》三十卷。

　　在《笔谈》中，作者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所达到的辉煌成就，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医药和工程技术等十分广泛的领域，受到国内外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和赞扬。

　　沈括的科学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天文历法方面。他在兼管司天监期间，曾破格选拔平民出身的天文历算家卫朴到司天监任职，主持编修《奉元历》，以365.24358日为一回归年，虽比今天实测的365.2422日稍大些，但比当时通行的历法要精密得多。同时，他还提出了彻底改革旧历法的主张：按节气定月，以立春为元旦，不管月亮圆缺，只管时令节气；大月三十一日，小月三十日，大小月相间，不置闰月。这种把四季二十四节气和十二个月份完全统一起来的历法，适于农业生产的需要。

　　沈括的成就，在中国科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我的回原

渴望感受生命的自由，感知一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感觉